摘要：第二章精神氣質，因“斗爭”而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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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力作”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wǎng)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jīng)請示將軍同意，本網(wǎng)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力作”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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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勝

文/金一南

第二章精神氣質，因“斗爭”而鑄就

　　古田會議最大的意義，在于鍛造了一支新型軍隊。

　　斗爭現(xiàn)實和革命思想，開始重塑這支參加土地革命的農(nóng)民武裝。

　　因此，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沒有步歷史上那些失敗的農(nóng)民起義之后塵。

古田深意，鍛造新軍隊

　　古田會議的成果不只是通過了一個“古田會議決議”，找到了一條正確的路線，提出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等口號，更關鍵的是領導人的成熟。在這個過程中，這個班子成熟了，這是古田會議非常大的成果。

　　古田會議的決議《中國共產(chǎn)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共九條，核心的第一條是“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后來這一條被收入《毛澤東選集》。

　　毛澤東“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決議”是決議的核心部分，深刻批判了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余等錯誤傾向，列舉了各種錯誤傾向的根源和具體表現(xiàn)，提出了糾正的辦法。決議中心內容是強調加強黨和軍隊建設，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糾正黨內的非無產(chǎn)階級思想，把黨建設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chǎn)階級政黨，把軍隊建設成為接受黨的絕對領導的人民軍隊。這就是在斗爭中、在失敗的教訓中和成功的經(jīng)驗中總結出來的。一支隊伍要尋找勝利途徑，必須這么做。

　　從走過來的道路看到，沒有朱、毛的分歧，沒有朱、毛的斗爭，可能就不會有古田會議。沒有古田會議，我們“思想建黨，政治建軍”這樣一個基礎理論就難以得出。這是古田會議的最大成果。而在其中，作為爭論的一方，朱德同志也作出了重大貢獻。

　　朱德同志講：紅四軍的“七大”，有人說我放大炮、說大話，說要紅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漢、南京，解放全中國。這不是放大炮、說大話、吹牛皮，這是為了鼓舞斗志向前看、向遠看，對革命前途要充滿信心；又有人說我拉攏下級，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這不是拉攏下級，搞什么小組織活動，這是為了和下級打成一片，便于及時了解下面的情況；還有人說我有游擊習氣，不像個官樣，穿的和士兵一樣破破爛爛。這并不是游擊習氣，這是因為目前我們生活等各方面條件還很差，是為了群眾化，不脫離群眾。

　　現(xiàn)在來看，“七大”“九大”對朱德的一些批評，有些也不盡合理。因為當時朱德畢竟是從舊軍隊過來的人，而朱、毛接觸才一年多一點的時間，需要這樣一個磨合期。隨著時間推移，對朱德真正了解后，他的忠誠成了非常耀眼的特點。

　　為紅四軍“七大”“九大”做出很大貢獻的不僅是朱德，還包括爭論一方的陳毅。陳毅一會兒不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一會兒不同意朱德的想法，在中間調和，被毛澤東說了個“陳毅主義”。

　　陳毅當時在朱、毛之間的分歧中，他是偏向朱德多一些的。陳毅后來也講了感受：“不上高山難見平地。”人們往往需要突然登上一個高得多的視點，才能看清自己走過的道路。

　　陳毅講，長期在紅四軍戰(zhàn)斗生活，總覺得內部的毛病不少、糾紛很多。到了上海向中央?yún)R報紅四軍的工作，從大城市、從全國斗爭高度回頭一看，吵吵鬧鬧的紅四軍竟然是那么堅定正確地走著勝利的革命道路。毛澤東、朱德竟帶頭創(chuàng)造出了這么多的寶貴經(jīng)驗。

　　陳毅是當局者迷，在紅四軍干的時候，整天在那兒爭吵，感覺不出來。到了中央，周恩來向他介紹全國的形勢，介紹了紅四軍經(jīng)驗的推廣對各個根據(jù)地的示范作用，陳毅當時大吃一驚。

　　陳毅后來講，在上海進了兩個多月的訓練班，才真正領悟到紅四軍奮斗的偉大，毛澤東實踐的偉大。從對立，從爭吵，從斗爭中，最后真正地看出偉大來。

　　當然，這里面也包括周恩來同志。周恩來最早起草了要求朱、毛離隊的中央“二月來信”，遭到毛澤東的激烈反對。周恩來收到毛澤東的來信，發(fā)現(xiàn)自己判斷錯誤，迅速糾正，馬上復信不再要求分散，同意朱、毛暫時不來中央。下級直接批判你，首先不怕被傷面子，而是看你對不對——你對，則我改。

　　8月，周恩來代表中央起草了給紅四軍前委的“八月來信”，充分肯定毛澤東的建軍主張，提出“政治工作及宣傳隊組織是紅軍中政治命脈”這樣一個鮮明的口號，要求絕不能動搖這一根本路線。政治建軍，絕不單單是毛澤東一個人的認識。周恩來與陳毅多次交談，后來形成了明確肯定和維護毛澤東主張的中央“九月來信”。

　　紅四軍領導層能夠最終化解矛盾，走向團結，毛澤東能夠進一步嶄露頭角，施展才華，成長為全黨領袖，與周恩來的堅定果斷支持密不可分。周恩來作為中央領導人，那時候如果對其打壓，我們很難設想毛澤東將來的發(fā)展，很難設想中國革命未來的發(fā)展。

　　我們看爭論的各方，都有問題，都有缺點。共產(chǎn)黨的力量就在于把各方面正確的東西綜合起來，把各方面錯誤的東西加以排除。

　　整個紅四軍的爭論過程，紅四軍“九大”爭論的過程，最直接的參與者是毛澤東、朱德，然后是支持朱德的陳毅、把局面攪亂的劉安恭和支持毛澤東的林彪，以及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

　　今天看，他們都是領袖，地位崇高。其實，設身處地想一想，那時的他們都是一伙年輕人。當年，毛澤東36歲，朱德歲數(shù)大一些，43歲，周恩來31歲，陳毅28歲，劉安恭30歲，林彪22歲。就是這伙年輕人，矛盾斗爭、分歧、爭論，革命怎么搞？紅軍怎么建設？勝利怎么奪??？

　　在這一進程中，他們都是杰出的、勇敢的探索者。絕不僅是一個人正確，其他人都錯誤，大家在相互促進。在此過程中，盡管代價巨大，他們最終探索出了一條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并成為這個黨、這支軍隊不可替代的中堅。

　　這是古田會議重大的意義。

　　古田會議絕不僅僅是制定一條正確路線，所有成就最終體現(xiàn)在人身上。這樣一個領袖集團，這樣一個指揮班子，這樣一支隊伍，鍛煉出來了，最后使勝利成為必然。

　　我認為，古田會議最大的意義還在于，通過這些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毅、林彪——完成了對一個傳統(tǒng)的農(nóng)民軍隊的改造，使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和這支武裝沒有成為“石達開第二”，沒有成為“李自成第二”。所有農(nóng)民起義的失敗，包括陳勝、吳廣，進了城奪了權，最后都垮掉了。共產(chǎn)黨沒有走入農(nóng)民起義的另一次困境，這種斗爭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chǎn)黨在殘酷的斗爭現(xiàn)實面前，不得不突破教條主義的框框，立足中國國情，把中國革命明確定位于以農(nóng)業(yè)為主要經(jīng)濟的革命，開始了革命重心由城市向農(nóng)村的歷史性轉變。在這一轉變中，農(nóng)民大量加入，使黨和紅軍的成分結構迅速發(fā)生了質的變化。

　　當時關于朱、毛紅軍的歷史及狀況的報告統(tǒng)計，南昌起義部隊，葉挺部、賀龍部的人員，大部分成了干部，占全軍20%；湖南農(nóng)民約占40%；歷次俘虜改編的約占 20%；贛南、閩西新招募的占20%。農(nóng)民成了這支隊伍的主要力量，這是與馬克思主義關于“共產(chǎn)黨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理論完全相悖的，所以不得不帶有很多農(nóng)業(yè)社會的特點。

　　根據(jù)創(chuàng)建初期，存在于農(nóng)村中的濃厚宗族觀念、地方觀念、排外觀念、太平享樂觀念等，與以農(nóng)民為主的革命主體地位嚴重不相適應，負面影響日益凸顯，產(chǎn)生了諸多有悖于革命宗旨的傾向。

　　改造一支軍隊非常難，比如頑固的宗族觀念，這在黨領導的農(nóng)民暴動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曾姓農(nóng)民懷恨朱姓農(nóng)民，借著打土豪之機就在宗族之間干開了，模糊了階級意識。

　　比如仇視城市的觀念。中央的報告描述：“籠統(tǒng)地反對城市，斗爭一起來便要攻城，便要殺盡城里人，傾向于大燒、大殺、大搶的途徑，導致城鄉(xiāng)的對立。革命武裝攻入城市時，一般商人都拿出槍來向我們掃射。”

　　比如嚴重的地方觀念。第28團想去贛南，該團贛南人多；第31團想回瀏陽平江，老鄉(xiāng)想回家；第29團想去湘南，湘贛邊界的同志主張在邊界游擊，都不愿意到遠離家鄉(xiāng)的地方去打仗，致使初期紅軍部隊指揮調動困難。

　　比如組織紀律觀念淡薄。長期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和社會生產(chǎn)生活很難適應嚴格的組織紀律。隊伍剛剛組織起來，很快又散掉了。中央報告說，今天50個人，明天是否還有50個人都成問題，有的來了，有的又走了。賀龍元帥后來回憶說：“那時候的部隊，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會散掉。”

　　這些都能看出紅四軍這支部隊，不管是28團還是31團，是一支農(nóng)民的隊伍。它本身具有的痼疾都和農(nóng)民的小生產(chǎn)方式緊密相連。

　　后來中央在報告中分析講，浴血奮戰(zhàn)打下汀州城后，見稻谷正值成熟期，士兵便紛紛脫離隊伍回家割稻，城防無人顧及，在豪紳地主的反撲下城池得而復失。這是非常典型的農(nóng)民隊伍，該割稻子了，回家收稻子去了。

　　中央的報告分析說，“本來是貧農(nóng)，一旦選為蘇維埃執(zhí)委，就要千方百計去找件長衫和馬褂穿起來”，要當富人，當人上人。以為革命就是改朝換代：他不是地主了，我就是；他不當豪紳了，我來當。這與革命的觀念相去甚遠。毛澤東描述當時的隊伍說：他們是大燒、大殺、大搶的，他們是大嫖、大賭、大吃、大喝的，他們是流寇主義的游擊政策。他們忙的不是建設政權和分配土地，而是扯起紅旗到處亂跑。這是當時非常典型的現(xiàn)象。

　　在這樣一支隊伍之中，農(nóng)民成為革命主體，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赡軐е轮泄矄适o產(chǎn)階級的先進性，出現(xiàn)農(nóng)民的意識將影響到黨的組織路線，跟著農(nóng)民小資產(chǎn)階級意識尾巴主義的危險。這都是當時中央所提出的警告。

　　當時，周恩來在他起草的中央“八月來信”里講：“紅軍不僅是戰(zhàn)斗組織，而且具有宣傳和政治的作用。每一個紅軍士兵都負有向群眾宣傳的責任，整個紅軍的游擊更充分負有發(fā)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使命。誰忽視了這一點，誰便要將紅軍帶向流寇、土匪的行徑。”周恩來的概括同樣是很尖銳的。

　　后來曾流傳著這樣一個事：毛澤東打他弟弟毛澤覃，毛澤覃說“共產(chǎn)黨不是毛氏宗祠”。為什么出現(xiàn)這樣的事情？毛澤覃打土豪，把一個豬販子當土豪打，把他的豬全沒收，因為好多紅軍戰(zhàn)士想吃豬肉。毛澤東知道后發(fā)了很大的火，還想打毛澤覃，被周圍人勸住了，沒有打成。毛澤覃也急了，說你憑什么打我？共產(chǎn)黨不是毛氏宗祠！后來在朱、毛之間的分歧斗爭中，很多人舉這個例子，拿這個反對毛澤東，說毛澤東專斷、專權。

　　我們可以設想，當時面對這種狀況，毛澤東內心非常著急，眼看這支隊伍要滑向一邊去了。要改造這樣一支農(nóng)民隊伍，極其艱苦。不是大多數(shù)人在做少數(shù)人的工作，是毛澤東等幾個先進分子慢慢地讓大家覺悟，少數(shù)人在做大多數(shù)人的工作。正因為大多數(shù)人都是這樣的，要整個改造過來，談何容易。

　　紅四軍出現(xiàn)的非無產(chǎn)階級思想，如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平均主義、流寇主義、盲動主義和軍閥主義殘余等，大多數(shù)與農(nóng)民意識的負面影響有密切關系。面對著踴躍參加革命的廣大農(nóng)民和撲面而來的農(nóng)民意識，毛澤東尖銳地指出：“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

　　古田會議絕不單單是朱毛之爭、前委軍委之爭，或者權力之爭、個人意氣之爭，它是什么？是建設一支什么樣的軍隊、怎樣建設這支軍隊的較量。這個問題解決得好壞，關系到農(nóng)民在革命中的主體地位，也成為黨領導的以農(nóng)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能否走下去的關鍵。

　　如果你到底還是一支農(nóng)民起義軍，潮水一樣地進來了，潮水一樣地退出了，行不行？在當時不能幻想吸收廣大工人成分來改變紅軍結構的情況下，如何緊密結合中國革命實情，創(chuàng)造性地解決這一問題，歷史地落在了古田會議身上。

　　鍛造一支新型軍隊，這是古田會議最大的意義所在。這支新型軍隊能不能鍛造出來？毛澤東在爭什么？毛澤東自己講，不為個人爭兵權，要為黨爭兵權，就是要爭，要大權獨攬，否則無法完成少數(shù)人對大多數(shù)人改造的使命，最終反而會被大多數(shù)人改造。毛澤東當時干的就是這樣一件事情，在今天看，非常了不得。

　　古田會議認為，紅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最大部分是由農(nóng)民和其他小資產(chǎn)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這是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前提分析。

　　古田會議要求，樹立“紅軍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才去打仗”的目標，脫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立革命政權等目標，就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這是古田會議解決問題的目標和基礎。

　　古田會議通過堅決斗爭以消除影響，也通過正確教育和引導做到有魄力。這是古田會議解決問題的方法。

　　古田會議提出，爭取有斗爭經(jīng)驗的工農(nóng)積極分子加入紅軍隊伍，改變紅軍成分。這是古田會議解決問題中注重發(fā)揮群眾的力量，最終改變要從群眾自身開始。

　　古田會議重新塑造了一支武裝。這支武裝不同于歷次農(nóng)民起義武裝，尤其我們進行的是一場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中，農(nóng)民獲得的權利和實惠是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必須用生命和鮮血加以保衛(wèi)。一切只顧個人和小團體利益的小農(nóng)意識都成為不現(xiàn)實的妄想，殘酷的斗爭現(xiàn)實，加之革命思想的注入引導，開始重新塑造這支參加土地革命戰(zhàn)爭的中國農(nóng)民。

　　特別是認識到只有革命不斷發(fā)展，才能保障家庭所得到的土地及一切利益的時候，“廣大農(nóng)民如鐵屑之追隨磁石，凝聚在了蘇維埃旗幟之下”。拋棄舊觀念，以空前的艱苦卓絕、不怕犧牲的精神，創(chuàng)造出一支嶄新的革命隊伍。這是古田會議的后續(xù)效應，它完成了對整支軍隊的改造。

　　大革命失敗了，讓共產(chǎn)黨人深刻地認識到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但是槍桿子打出了政權，建立一支什么樣性質的軍隊？如何領導好這支武裝？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毅，包括犧牲了的劉安恭后來墜機的林彪，他們都做了不懈努力，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探索。其中，毛澤東的眼光最為遠大，因而貢獻也最大。

　　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古田會議決議”系統(tǒng)地回答了建黨、建軍一系列根本問題。它最終使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這支武裝，不同于中國歷朝歷代任何一次農(nóng)民暴動、武裝起義或國民革命武裝。槍桿子要為民眾打江山，槍桿子要捍衛(wèi)革命的成果和人民的政權。這就是古田會議的輝煌成果——人民軍隊的軍魂在這里鍛造。

　　古田會議對我黨我軍影響重大。古田會議之后的中國工農(nóng)紅軍，歷經(jīng)第五次反“圍剿”、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這支隊伍哪里還有宗族觀念、地域觀念、非組織觀念？可以說完全轉變了。

　　毛澤東講過：“這支軍隊要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絕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xù)戰(zhàn)斗下去。”這支軍隊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中做到了這一點，一掃舊軍隊的殘余，一掃農(nóng)民起義隊伍的特點，鍛造出了一支全新的武裝力量。

　　古田會議的重大意義概括地說，就是“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理念，工農(nóng)紅軍是一支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的理念，成為這支隊伍堅定信念的時候，一支新型人民軍隊就此誕生了。其獲得的巨大力量使中國革命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直至取得最后勝利。古田會議由政治建軍的起點，最終成為革命勝利的起點。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