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讓暴風雨來得更加猛烈——寫給自己

“互聯(lián)網(wǎng)＋文化傳承”公益項目

“一南力作”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wǎng)絡(luò)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jīng)請示將軍同意，本網(wǎng)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力作”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敬請各位網(wǎng)友多多轉(zhuǎn)發(fā)，助力公益善舉，共襄復興偉業(yè)。

心勝

文/金一南

第十四章讓暴風雨來得更加猛烈——寫給自己

　　幸福是財富，苦難亦是。比它們更珍貴的，則是領(lǐng)悟。我們這代人生活得如此認真，盡管屬于我們的春天滿地泥濘。

在踉蹌中完成最初的成長

　　真正陷入泥濘，是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9年底，造反派勒令我們搬家。12月29日通知，12月30日必須搬完，只有一天時間。當時父親已被關(guān)押兩年，母親剛剛解除監(jiān)禁，大姐發(fā)配黑龍江農(nóng)場，二姐分到安徽，三姐去了內(nèi)蒙古兵團，大哥在陜北插隊，只剩下我和上初中的弟弟。不知道母親是怎么帶著我們收拾的東西，反正家已被一遍一遍抄過，門也被一遍一遍封過，實在沒有太多東西好拿。第二天一早，我們爬上大卡車，凜冽的寒風之中，連人帶貨一車拉到了北太平莊。

　　北太平莊大院里，別的家庭都在熱熱鬧鬧地買東西準備過年，我們一家如何在那個小單元中，茫然無措地完成安頓，度過60年代最后一天，迎來70年代第一天，一點兒記憶都沒有。也許專案組那些人就是要用這種特殊方式，讓我們記住這個“無產(chǎn)階級取得偉大勝利”的元旦。

　　我們還獲得一個最新稱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毛主席他老人家給起的。“黑幫子女”還只是形容這些子女的家庭背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卻指這些子女本人幾乎無可救藥但勉強還可以救藥了。在“兩害相權(quán)取其輕”的原則面前，我感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黑幫子女”的殺傷力還要大，更讓人難以接受。

　　自上學以來，雖然有過個別搗蛋行為，甚至還鬼使神差地逃過一次學，在外面漫游晃蕩一天，但在課堂上，我卻一直是規(guī)規(guī)矩矩的。三好學生、四好學生、五好學生……自幼以來得獎狀無數(shù)，各門功課皆優(yōu)。第一批加入少先隊，當中隊長，當班主席，六年級時獲“特等生”榮譽。小學升初中的畢業(yè)考試和升學考試全部免考，直接保送上中學。當時全班近50人，成為“特等生”保送上中學的，只有我和另一位女生朱小同。別的同學緊張萬分地走進考場，在一遍又一遍刺耳的鈴聲中坐好、發(fā)卷子、開始答卷的時候，我可以在操場上開心地蕩秋千，看藍天白云，哼唱“我們是共產(chǎn)主義接班人”……

　　現(xiàn)在好了，一瞬之間成為幾乎無可救藥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63年，我被學校評為“北京市優(yōu)秀少先隊員”，9月份到人民大會堂觀看剛剛排練好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10月1日，北京市優(yōu)秀少先隊員在天安門廣場組成方陣，接受領(lǐng)袖檢閱。我們手持鮮花，根據(jù)不同信號旗舉起不同顏色的花束，天安門城樓上的國家領(lǐng)導人就能看到不同的圖案和組字。為了確保整齊劃一，我們每個人都反復默誦不知講了多少遍的特別規(guī)定：眼睛只許看信號旗，不許看游行隊伍，更不許伸頭張望天安門上的領(lǐng)導人。只有待游行結(jié)束，最后一個節(jié)目才是屬于我們的。那一刻少先隊方陣把所有鮮花舉過頭頂，一齊跑向天安門。

　　事前眾位老師一遍又一遍交代：如果鞋子被踩掉了，一定不能彎腰去提，否則會被后面的人擠倒踩傷甚至踩死，而且還會弄亂前進隊伍，讓毛主席看見我們的隊伍不整齊。最后這一點令我們印象特別深，大家互相叮囑：哪怕光著腳跑，哪怕釘子扎進腳里，也一定不能停下來——其實天安門廣場哪來的釘子？但當時我們這些少先隊員的決心就是如此——不能讓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看見我們的隊伍不整齊！

　　那個時刻令人終生難忘。我們?nèi)w少先隊員呼喊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雙手揮舞鮮花，一片鮮花的海洋，潮水一般涌向天安門。當我們跑到金水橋西側(cè)，大家的喘息、呼喊立即變成縱情的歡呼，因為天安門上的毛主席正好向我們這一側(cè)走來，一邊走，一邊招手。沒有走到盡頭，老人家停下腳步，側(cè)過身來扶著欄桿，身體前傾，向天安門下面金水橋畔的少先隊員招呼致意。

　　這回真看清楚了：毛主席的臉色又黑又紅，微風吹起了他的頭發(fā)，他微笑著，那么健康和慈祥，向我們一下接一下?lián)]動手中那頂淺灰色的帽子。那一瞬間深深嵌入我的腦海。教室前方正中間懸掛的那幅毛主席的標準像，夢境一樣化為眼前的真人！不知怎么回事，眼淚像泉水那樣一下子涌出來，順著臉頰無節(jié)制地往下流淌。周圍幾乎沒有例外，不管男孩女孩，個個在流淚，個個在抹淚，個個在發(fā)出震耳欲聾的呼喊：“毛主席萬歲！”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時間過去四十多年，還常?；叵脒@一幕。那個年代已經(jīng)被歸入“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的年代。我們當時的行為就是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嗎？一個11歲的少年，知道什么叫“個人迷信”？知道什么叫“個人崇拜”？在哪兒學的？誰強迫的？似乎并沒有。那種敬仰，確實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

　　少先隊員是祖國的花朵，毛主席是天空中的太陽。見到毛主席，讓周身沐浴陽光，是多么大的榮耀和幸福。少先隊員并不迷信，人人知道紅領(lǐng)巾是紅旗的一角，用烈士的鮮血染成。但當“紅太陽”迎面升起的那一刻，那種空前強大的磁場，讓人覺得看見的確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尊神——不管是醒來還是在夢中，都是心中向往已久、敬仰已久的太陽神。

　　萬萬沒想到，不過6年之后，這些神圣的東西竟然在心中坍塌得所剩無幾。起因就是那場轟轟烈烈觸及靈魂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9年4月，我和老友甘治在家中收聽“九大”召開的新聞聯(lián)播。當時外面街道上鑼鼓喧天，口號聲此起彼伏不絕于耳。我倆把門窗緊閉，趴在收音機前，邊聽新聞邊悄悄議論。如果把當時兩人的話語一字一句記錄下來，再拿給6年前的我看，肯定會被自己這些“反動言論”驚得目瞪口呆。

　　6年的變故如此之大，絕不僅僅因為兢兢業(yè)業(yè)、忠心耿耿的父親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

　　父親對黨和領(lǐng)袖的忠誠，母親多有論及，我不贅述，只補充一件事：我們家從昆明到北京，正屋中間一直掛著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父親最喜歡這幅掛軸，多次請別人來講解，自己也親自講。父親每次講到“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shù)英雄競折腰”時，眼中似乎總有淚花閃過。當時我年紀尚小，最不明白的就是這一句，怎么講也不明白：為什么不說“犧牲”而要說“折腰”呢？“折腰”后一定會死嗎？

　　《沁園春·雪》大條幅旁邊，還掛有兩幅小一些的條幅：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父母同樣不知多少次給我們講什么叫“千夫指”，什么叫“孺子牛”。由此還生出后來的一個笑話。

　　“文革”興起時我上初一，眼見別人紛紛造反了，班里幾個好學生緊急商量：不能再讓別人說我們是“小綿羊”，必須成立個戰(zhàn)斗隊。叫什么名字呢？我一下想起了家中的條幅，張口說：就叫“孺子牛戰(zhàn)斗隊”吧！當時大家也沒什么好主意，于是一致通過。后來才明白我們犯下的錯誤是多么明顯。

　　在那個盛行“造反有理”的年代，這個名字的確糟糕透頂。很快，高年級甚至同年級同學都開始笑話我們。連初二女生都成立“雄獅戰(zhàn)斗隊”了，人人在傳誦紅衛(wèi)兵戰(zhàn)詩：“鋼氣節(jié)，英雄膽！灑熱血，捍江山！老子英雄兒好漢，不破不立，反！反!!反!!!”如此強悍的氛圍下，我們竟然管戰(zhàn)斗隊叫什么“孺子牛”，不但一點兒提不起造反之氣和戰(zhàn)斗之氣，反而一看就知道是一伙不折不扣“五分加綿羊”式的“老保”（對保皇派的稱呼）！

　　戰(zhàn)斗隊剛剛降生即遭此重挫，垂頭喪氣的我們蹬著那輛不知從哪兒借來、總也把不穩(wěn)方向的三輪車，在校內(nèi)校外刷了幾條標語——糨糊還是家里陳秀英阿姨幫著熬的——全部戰(zhàn)斗活動便草草收場。四十多年過去，2008年初，老同學聚會回憶往事，一名當年的戰(zhàn)斗隊成員還在大聲發(fā)問：“‘孺子牛’這名字是誰起的？”

　　這就是我們的家庭教育。這種家庭教育很難產(chǎn)生“造反派”。“文革”開始，我們?nèi)覠o人熱衷造反，更無人模仿當時的時髦舉動，站出來“大義滅親”，揭發(fā)自己的父母。對“革命就是革那些革過命的革命者的命”這類拐彎抹角、深奧復雜的政治斗爭概念，我們這家人感到分外難以理解，分外難以實踐。

　　自己不實踐，別人就給你實踐。很快，這句話應驗到我們頭上了。

　　1967年初，形勢越來越嚴峻。一次家庭會議上，爸爸說：你們一定要記住，就是有一天我被打倒了，你們也跟黨走，跟毛主席走！要相信黨，相信毛主席！我們坐在那里聽，不以為然。媽媽卻坐不住了，趕緊補上一句：當然啦，你爸爸是忠于黨和毛主席的，不會被打倒，誰也打不倒。

　　沒多長時間，他們就雙雙被打倒了。這就是那個荒謬的年代。父親一關(guān)就是5年。

　　這5年之中，父親如何被誣陷、被批斗、被毆打，我不愿再重復。最艱難的時候是他身患重病自慮難愈，曾用顫抖的筆跡在一個藥袋背面寫下“遺書”——“我死不瞑目，我相信黨組織。”——一疊好放進自己內(nèi)衣口袋。他估計難再看到光明，最后也要留下自己的不甘心。這些事寫多少天也寫不完。

　　父母被關(guān)后，我們每人每月只有18元生活費，生活拮據(jù)。我當時眼睛開始近視，急得不行，到處找地方扎針灸。那個年代針灸流行，診所里躺著、坐著一排又一排臉上扎滿銀針的學生。為了治好近視，大家都對銀針無所畏懼。但問題是錢。去一次收費3毛，兩三天就得扎一次。什么時候能扎好，誰也不知道。三姐當時管家，為維持全家生活開支，她精打細算，省吃儉用。我三天兩頭找她要錢扎針灸，她臉上從無難色，二話不說就把錢給我，令我至今想起來也感激不已。

　　就這么點兒生活費，還須省出錢給父親買藥。我們夏天冒著烈日、冬天頂著寒風一次次騎自行車把買來的藥送去，專案組那幾個家伙不動聲色地全部收下，后來才知道他們一次也沒有轉(zhuǎn)交。5年后，父親被釋放，他們把藥瓶裝了一麻袋，“退還”我們。真不知這些人還有沒有一點兒人性。這種品性的人被“組織”信任和賞識，堅貞和忠誠怎能不像垃圾一樣被毫不留情地踏進爛泥！

　　當年的這些“風云人物”，今天不少也住進干休所了。說他們能良心發(fā)現(xiàn)、良知頓悟、感覺悔恨，我根本不相信。人的世界觀一旦定型，就很難改變。對他們來說，“文革”前不過是本性的蟄伏，“文革”中則是本性的完全釋放和徹底暴露。那是他們的黃金時代。“文革”后，輝煌時期過去，又只好進入本性蟄伏階段了。他們不再出聲，不過是因為失去了條件和環(huán)境。他們會在那里靜靜地潛伏等待，等不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這些人內(nèi)心也是“死不瞑目”的。

　　1972年底，第一次允許我們探視父親。讓人想不到的是，被關(guān)5年的父親竟然連自己的兩個兒子都認不出來了。當姐姐和哥哥相繼進入那間狹小的會見室后，他指著跟在后面的我和弟弟問母親：“那兩個是誰？”

　　我忘記哪本書里描繪過類似囚徒與親人相會的情節(jié)，長期關(guān)押使親人之間相見不相識。書中的情景發(fā)生在久遠以前的時代和非常遙遠的國度，但現(xiàn)在這一切就發(fā)生在我們眼前。冷冰冰地坐在旁邊監(jiān)視的專案組人員看見這一幕不知作何感想，不知是否認為這一幕也屬于他們的“偉大勝利”。

　　父親這一代人兩萬五千里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無數(shù)艱辛、無數(shù)征程、無數(shù)犧牲，不顧家庭、不顧親情、不顧個人，只為新中國和革命勝利。作為家中獨子，祖母從小對他寵愛有加，傾盡貧寒家庭之所有，供他讀完高小，卻因他執(zhí)意參加革命而傾家蕩產(chǎn)。大革命時期，父親在家鄉(xiāng)搞農(nóng)會，抄土豪的家，分土豪的地。大革命失敗，被土豪抓住吊在房梁上。祖母當房子賣地，四處借債，用120光洋把他贖回。人贖回來了心沒回來，又多次外出尋找紅軍。祖母把他關(guān)在家里，聽說紅軍攻克永豐縣城，他從家里翻墻頭跑出來，參加了紅三軍。祖母找到隊伍死死拉住他，痛哭流涕。

　　父親在自傳中描述：“自己斗爭很激烈，鬧革命就沒有家。我這樣的家是不容易離開的，主要對母親有留戀，我走后家一定會垮?？蓱z我母親從小養(yǎng)大我這個孤子來養(yǎng)老的。”他還是義無反顧跟著隊伍走了。全國解放后，他把祖母接到身邊，祖母已近雙目失明，難以辨認思念多年的兒子了。他怎么可能想到新中國成立二十幾年后，輪到自己從囚禁地放出來，連自己的親子也不能辨認。

　　父親以后再也不提這件事情。越是傷心的事越不提。他不想讓任何他認為不好的，可能與子女應該持有的理想相悖的東西存留于我們內(nèi)心。他不提，我們也盡量回避，就像沒有發(fā)生過一樣。但正是這些留存于大腦、領(lǐng)悟于內(nèi)心的事情，使我們真正從天真走向成熟。

　　家庭是社會的縮影。我們最初感受的沖擊來自家庭的變故，隨后更大的沖擊則來自社會的震蕩。1968年底，偉大領(lǐng)袖發(fā)出新號召：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連夜鑼鼓喧天慶祝。“最新指示”發(fā)布之后，各學校便掀起去農(nóng)村插隊的高潮。哥哥是1966屆畢業(yè)生，首當其沖。

　　1969年1月，他與一些同學結(jié)伴，報名去陜北插隊。臨走那天，我與幾個同學混到北京站去送行。所謂“送行”，不過是去看熱鬧而已，看看高年級學生怎樣走向社會。當時我心里很癢癢，充滿躍躍欲試的沖動，也想跟著走，讓哥哥好一頓說，只好暫時作罷，上車站看熱鬧的事也沒跟他講。

　　當時，北京火車站外面正在修建地鐵，完全沒有今天的“淺埋暗挖”技術(shù)，而是一條大路全線剖開，挖得又寬又深，建好地鐵通道后再行覆蓋，土層暴露面特別大。北方冬季風大，北京火車站前因此風沙漫天，塵土遍地。外面沙塵飛揚，里面激情飛揚。

　　當時，知青或插隊或去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基本都從1號站臺出發(fā)，我們幾個人擠進去一看，確實激動人心：打紅旗的，敲鑼鼓的，戴紅花的，放鞭炮的，與親人告別的，與同伴說笑的，大聲喊著找人的，早早上車占座的，還有各學校此起彼伏的哨子聲……真有點兒《十送紅軍》里唱的親人送戰(zhàn)士出征的景象。

　　找了半天，不見哥哥他們的隊伍。火車已經(jīng)快開了，車站的氣氛開始有點兒不對，空氣開始變得凝重，但大家還能把持住，相互拉手，強作歡顏。這時候，我看見了哥哥，他從列車遠處一節(jié)車廂的窗口探出半個身子，雙肘趴在車窗上向外張望。

　　汽笛響了！聲音凄厲，撕心裂肺。

　　幾乎就在與汽笛響起的同時，突然像天塌下來一樣，整個車站瞬間爆發(fā)出“嗚——嗚——嗚——”似江河決堤一般的嗚咽和大慟！我被這突如其來的場面驚呆在那里，從來沒有聽見過數(shù)干人像這樣不約而同地集體失聲痛哭！送的哭，走的哭，車下的哭，車上的哭，招手的哭，揮旗的哭，一邊哭一邊說，一邊說一邊哭，有的使勁壓抑著哭泣，有的號啕大哭……真是驚天地、泣鬼神！

　　那種從肺腑中迸發(fā)出來的集體悲哀，像一柄灼熱的利劍，再堅強的人也會被一下子穿透。我沒有上去與哥哥打招呼，站在那里止不住眼淚滾滾而下。幸虧戴著個大口罩，把大部分眼淚吸掉了，別人不太看得出來。

　　列車移動了，人們的哭聲更激烈，潮水一樣的聲音淹沒了汽笛聲和車輪與鐵軌之間的金屬摩擦聲。趴在列車窗口的哥哥眼圈紅紅的，竟然沒有哭。他真夠硬，我佩服不已。

　　后來又有過無數(shù)次送行。送三姐、送董春生、送肖淮河、送甘治……每次送行都像全體約定好了一樣，列車發(fā)車前汽笛一響，車站就會發(fā)出那種整個站臺為之顫抖、讓人靈魂驚悚的慟哭。沒有到現(xiàn)場聽過的人們，永遠想象不出那種聲音給人以怎樣的沖擊和震撼。

　　后來很多人回憶“文革”時說，聽到傳達“九一三事件”的文件，開始認識到“文化大革命”不行了。我卻不是這樣。1969年北京車站送行時，那種滲入骨髓的集體大慟，已經(jīng)聚集了足夠的能量，讓人越來越清晰地感到這場“革命”無論表面怎樣轟轟烈烈，其內(nèi)核已經(jīng)開始在普通大眾內(nèi)心的潛意識中被摒棄了。

　　那一刻我明白了：心里說的話與嘴上說的話，差異竟如此巨大。雖然在非常時期，人們披露心聲的時間那么短暫，但也足夠了。它對我的啟示之大，難以言表。有些人的成熟需要一生，有些人的成熟只需一夜。伍子胥過昭關(guān)，一夜就白了頭。我相信關(guān)內(nèi)的伍子胥與關(guān)外的伍子胥，必定判若兩人。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不知使多少人“史無前例”地迅速成熟。

　　那段時間，我滿腦子問號。一個又一個的“為什么”。半夜想，早晨醒來想，拿著鋁鍋去打飯時想，從北太平莊宿舍向西走，坐在殘破的元朝城墻遺址上也想。這是我的精神煉獄。

　　從藍天白云的國慶節(jié)、高舉鮮花跑向天安門的優(yōu)秀少先隊員，到抄家封門、“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的“黑幫狗崽子”，再到塵土遮天、哭聲撼天動地的北京火車站，以及后來當工人所在的那個漆黑如鍋底的瓶底管車間……

　　我在踉蹌之中完成了成長的最初軌跡——“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這樣一步一步被教育好了——不是用那些冠冕堂皇的“革命理論”，而是用鋼鐵一樣冰冷的社會現(xiàn)實。我們這些被譽為“生長在蜜糖罐里”的一代，從被砸碎的蜜糖罐里集體摔出來，在精神與物質(zhì)的雙重艱辛和雙重磨難之中，不回頭地走上了各自的成長道路。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shù)人才”獲獎?wù)?，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shè)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