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能忘卻之四：為什么侵略者以為短時間可滅亡中國？

“一南力作”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請示將軍同意，本網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力作”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敬請各位網友多多轉發(fā)，助力公益善舉，共襄復興偉業(yè)。

心勝

文/金一南

第二章即使勝利也不能忘記

——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

　　為什么盧溝橋成為抗戰(zhàn)爆發(fā)地點？為什么美國人宣戰(zhàn)了我們才敢正式宣戰(zhàn)？為什么出現集團性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勝利花環(huán)不僅是奪目的榮耀，更是切膚的警醒。

不能忘卻之四：為什么侵略者以為短時間可滅亡中國？

　　日本是個島國，中國則是一個大陸。日本人口當時不到1億，中國人口5億，為什么日本認為短時間內可滅亡中國？就是因為看透了中國的虛弱。

　　長期以來，都有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之說，其實日本方的正式文件并沒有此說法，只有日軍參謀本部《在華北使用武力時對華戰(zhàn)爭指導綱要》中有這樣一句：“判定兩個月解決駐扎北平一帶的宋哲元29軍，三個月擊敗國民黨中央軍。”根據他們的邏輯，擊敗國民黨中央軍，就相當于征服中國了。

　　日本為什么有這樣的自信？第一，侵略者輕看中國，源于中國統(tǒng)治階層抵抗意志薄弱。1874年日本入侵臺灣，清政府為息事寧人，付50萬兩白銀讓日本退兵，默認琉球人是日本屬民。當時針對大清王朝無原則地賠錢，英國人李歐爾卡克說：“臺灣事件是中國向全世界登出廣告——這里有一個愿意付款但是不愿意打仗的富有的帝國。”

　　1875年日艦闖入漢江河口，朝鮮還擊，日本派人來華試探態(tài)度，總理外交事務大臣奕?告知：“朝鮮雖屬中國藩屬，其本處一切政教禁令皆自行專立，中國從不與聞。”一句“從不與聞”，不但將自己的藩屬國出賣，更為后來甲午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埋下伏筆。歷史給我們的警示，不能忘記。西方國際政治學認為所謂國家意志，就是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領導者的意志。統(tǒng)治階層抵抗意志薄弱，只會給一個民族帶來災難。

　　第二，侵略者輕看中國，源于兩國工業(yè)能力的差距。1936年的工業(yè)能力，日本年產580萬噸鋼鐵，中國年產4萬噸；日本年產飛機600架，中國0架；日本年產坦克200輛，中國0輛。1936年軍隊裝備，日本海軍總噸位115萬噸，中國海軍總噸位5.7萬噸；日本空軍飛機2700架，中國空軍300架；日本常備軍38萬，中國200萬。我們裝備落后，工業(yè)生產能力不足。

　　第三，侵略者輕看中國，更是看透了中國社會一盤散沙。板垣征四郎是1948年被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的7個甲級戰(zhàn)犯之一。1931年8月，發(fā)動“九一八事變”之前一個月，板垣征四郎在關東軍做戰(zhàn)斗動員，要對人數10倍于自己的東北軍發(fā)動戰(zhàn)爭，關東軍心里沒底。

　　板垣征四郎卻說一定能贏，他的理由是：“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yè)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tǒng)治階級的職業(yè)。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系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因此，中國是一個同近代國家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到底，它不過是在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qū)加上國家這一名稱而已。從一般民眾的真正民族發(fā)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這都無礙大局。”

　　這個日本侵略軍中著名的“中國通”的一番話，真正戳到了我們的痛處。發(fā)動“九一八事變”的日本關東軍1.09萬人，東北軍則有20萬。結果如何呢？兩天丟了沈陽，七天丟了遼寧，三個月不到東三省淪陷。1931年11月4日，齊齊哈爾的“江橋抗戰(zhàn)”被稱為“中國有組織抗戰(zhàn)的第一槍”，由馬占山領導的政府軍與日本侵略者打起來的。我們可以想想，“九一八事變”之后政府軍一直在退，退了將近兩個月，都退到齊齊哈爾、快到俄羅斯了，才出現有組織的軍事行動，才有一支官兵正式開槍。這不是我們的恥辱嗎？

　　板垣征四郎被稱為“東北漢奸之父”，他在東北網羅了很多人。為什么各個地區(qū)不見抵抗就被逐一占領呢？因為頭兒都跟著過去了。板垣誘逼臧式毅出任奉天偽省長，運動愛新覺羅·熙洽宣布吉林獨立，推動張海鵬宣布洮南獨立，策動張景惠宣布黑龍江獨立，牢控偽滿洲國溥儀、羅振玉、趙欣伯、謝介石等人。

　　我們今天仍可看到，讓一個日本人幫中國人干事非常難，讓中國人幫日本人干事好像遠遠沒有那么難。近代以來，最了解中國的就是日本，對中國傷害最深入的也是日本，為什么呢？日本對中國的毛病、弊病了解太深了。

　　再看看“華北漢奸之父”土肥原賢二。“九一八事變”之后，土肥原曾出任奉天市市長，一文不名，就以自己的名義擔保，弄來一筆錢維持市政運轉。后來日本國會同意撥款，但特別申明從國會通過之日算起，之前的用款不負責償還。最后，是土肥原用自己的薪俸償還的。土肥原一大家?guī)资谌嗽谌毡?，沒錢買房，擠住在小屋子里面。這種侵略者，創(chuàng)造性地、全身心地撲上去執(zhí)行侵略政策，對我們是最大的危害。

　　閻錫山就差點兒被土肥原毀掉。他們倆在日本士官學校是同學，利用這一層關系，土肥原以“旅行”為名，將雁門關一帶重武器可以通過的險要地點做了詳細記錄。“七七事變”之后，閻錫山認為雁門關是天險，尤其茹越口一帶重武器無法通過，未構筑工事，兵力也很少。直至日軍利用土肥原的情報突然從這一空隙中鉆進來，閻錫山才大吃一驚，晉北也因之迅速失守。

　　1948年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一樣，也是判處絞刑的7個戰(zhàn)犯之一，絞死的順序由個人抽簽。土肥原抽到第一簽，第一個被絞死。他罪有應得。

　　還有一個人：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20世紀20年代岡村寧次曾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軍事顧問。其實孫傳芳并不信任日本人。他日語雖好，卻從來不說。岡村說：“盡管我在孫傳芳面前受到敬重，他向我咨詢作戰(zhàn)事宜，可軍用地圖卻從未給過我。”

　　北伐戰(zhàn)爭時出現情況，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寫道：“有一天我去前線南昌，當地指揮官把華中地區(qū)1/50000比例的地圖全部借給我，委托我制定作戰(zhàn)指導方針。不久，前線節(jié)節(jié)敗退，孫傳芳束手無策，起錨順流而逃跑。這時有位頭腦冷靜的人說，岡村老師趕緊雇條小船躲到日本軍艦上去。我雇了條小船，倉促丟棄了所有的行李，卻未忘記帶上這套1/50000比例的地圖。”

　　岡村寧次回去以后將這個地圖交給日軍參謀本部，參謀本部給岡村以重獎。1937年中日爆發(fā)全面戰(zhàn)爭。日軍指揮官宮崎周一說：“武漢作戰(zhàn)和中國大陸各次重要作戰(zhàn)，多虧有這套1/50000比例的地圖。”岡村寧次在回憶錄里非常得意地講到這些。我們不僅要了解鬼子的兇殘，更要知道他們要滅亡你的極深的心計。

　　岡村寧次還專門講到中國著名外交官顧維鈞。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發(fā)生，顧維鈞是中方首席談判代表，到上海來處理。岡村寧次的評價是：“此人既能為北洋政府服務，又能為民國政府服務，可見做人節(jié)操十分一般。”

　　顧維鈞長期與西方列強打交道，自己也有一套理論，叫作“兩國交成，不影響交友”。此人還熱衷于酒會、舞會這些外交場合。岡村寧次交代手下人，凡顧維鈞出現的場合，要立刻通知他。此后，兩人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邂逅”，聊得熱火朝天。岡村寧次很快把中方處理一·二八事變的政策底牌全部摸去。

　　還是那句話，我們太粗陋了，對方太精細了。從高官到平民，無形中一個個被對方攻破。

　　發(fā)動“九一八事變”的另一名元兇石原莞爾，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搞化裝偵察，被警察扒光搜身，抄走身上的最后一個銅板。石原得出結論：“中國官府對民眾太苛刻，一旦有事，民眾不會站在官府一邊共同擔當。”

　　所以后來，石原莞爾一到東北就口出狂言，說：“我不用拔劍，只用竹刀就足以嚇退張學良。”

　　我們?yōu)槭裁匆槐P散沙？為什么被人分而治之？為什么像石原莞爾所說“官府和民眾對立”，到了關鍵時刻民眾不會與官府共同擔當？這些侵略者看透了中國國家內耗、政府腐朽、社會渙散帶來的軟弱，看透了民眾與政府的游離與對立，看透了他們的對手不過是幾個孤家寡人率領著一伙四分五裂的族群。

　　“落后要挨打”在中國更多表現為“軟弱挨打”“內耗挨打”“腐朽挨打”“渙散挨打”。就如田漢、聶耳1935年創(chuàng)作《義勇軍進行曲》時唱出的那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