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wǎng)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jīng)請示將軍同意，本網(wǎng)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力作”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敬請各位網(wǎng)友多多轉(zhuǎn)發(fā)，助力公益善舉，共襄復興偉業(yè)。

心勝

文/金一南

第二章 即使勝利也不能忘記

——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

　　為什么盧溝橋成為抗戰(zhàn)爆發(fā)地點？為什么美國人宣戰(zhàn)了我們才敢正式宣戰(zhàn)？為什么出現(xiàn)集團性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勝利花環(huán)不僅是奪目的榮耀，更是切膚的警醒。

不能忘卻之二：為什么國民政府遲遲不肯對日宣戰(zhàn)？（上）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fā)表廬山講話，下決心抗戰(zhàn)。他說：“如果放棄尺寸土地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地無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這已經(jīng)成為海峽兩岸多次引用的抗戰(zhàn)名言。

　　蔣介石對于抗日的考慮，有他的被動之處。

　　第一，他一直是想“攘外必先安內(nèi)”，先把共產(chǎn)黨消滅了再說。但共產(chǎn)黨人始終無法剿滅，日本侵略者又步步緊逼，再不抵抗，連“安內(nèi)”的空間都沒有了。

　　第二，國內(nèi)外皆施加巨大壓力。國內(nèi)民眾強烈要求抗日，共產(chǎn)黨強烈要求抗日，國外的英美政府也給蔣介石施加壓力，不希望他后退太多。

　　第三，“西安事變”的直接推動。

　　很多人看了美國胡佛研究所披露的《蔣介石日記》才知道，“西安事變”時，宋美齡曾把周恩來帶來，與蔣介石兩度會面，達成停止內(nèi)戰(zhàn)的國共合作協(xié)議。過去，蔣從西安回到南京后，絕對不承認事變中與共產(chǎn)黨有過接觸。當然，蔣介石抗日也有他的主動所在：一是感情基礎，二是利益基礎。感情基礎，從宋美齡的一句話就可以看出來。宋美齡一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當時宋美齡母親病重，宋美齡陪伴在床前，問了母親一句：“您的祈禱那么有力量，為什么不向上帝禱告，以一場地震摧毀日本，好讓它再也傷害不了中國？”當然，蔣和宋都恨日本，日本人對蔣也基本沒有好感，后來幾次談判，談到最后都想讓蔣下臺。

　　利益基礎，從他對1931年“九一八事變”處置結果的后悔可見一斑。1932年6月，蔣介石聽了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翁文灝的匯報，介紹東三省煤炭占全國60%以上，鐵礦占82%，悔此前決策錯誤，在日記里寫道：“驚駭莫名！東北煤鐵如此豐富，倭寇安得不欲強占？中正夢夢，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對內(nèi)、對外之政策之錯誤也。”這也蔣介石抗日的動因之一。

　　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正式對日宣戰(zhàn)？為什么戰(zhàn)爭發(fā)生在盧溝橋？研究歷史要特別注意細節(jié)，細節(jié)里面的名堂非常大。冠冕堂皇的浮夸，往往被細節(jié)擊穿。

　　通常所謂“八年抗戰(zhàn)”，是從1937年“七七事變”開始，到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習主席提到的14年抗戰(zhàn)，則是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到日本投降。那么，國民政府1941年12月9日正式宣戰(zhàn)時，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只有3年零8個月的時間。

　　從常識上，多數(shù)中國人都以為“七七事變”全面打起來就算宣戰(zhàn)了，其實不對。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到1941年12月9日正式宣戰(zhàn)，日本大規(guī)模入侵已經(jīng)10年零3個月；即使從1937年“七七事變”算起，中國的全面抗戰(zhàn)也已經(jīng)進行了4年零5個月。

　　既然蔣介石有感情的因素，有利益的因素，知道必須跟日本作戰(zhàn)，但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最終對日宣戰(zhàn)？最直接的原因，是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12月8日美國對日宣戰(zhàn)，國民政府這才鼓足勇氣，緊隨美國之后宣戰(zhàn)。

　　美國一旦被偷襲，第二天就宣戰(zhàn)，最后一定要把偷襲者打到UnconditionalSurrender（無條件投降）方才罷手；我們早已不是被“偷襲”，而是在侵略者明火執(zhí)仗、南京屠城、占領了大半個中國的情況下，竟然還一邊進行著抵抗，一邊琢磨著妥協(xié)，一邊盤算著退路。這不是問題嗎？這不是恥辱嗎？

　　當然，國民政府有些客觀理由。據(jù)當時的兵工署統(tǒng)計：庫存子彈5億發(fā)，長江北岸山炮、野炮炮彈12萬發(fā)，克虜伯野戰(zhàn)炮炮彈10萬發(fā)，合計22萬發(fā)，只夠20個師3個月的使用量。

　　1937年7月31日，“廬山講話”剛過十幾天，蔣介石邀請他的“智囊”——胡適、梅貽琦、張伯苓、陶希圣、陳布雷等，一起吃飯，告知他們決定抗戰(zhàn)。胡適問：能支撐多長時間？蔣答：6個月。當時就這個底數(shù)。所以不敢正式宣戰(zhàn)，一邊打一邊想和，能妥協(xié)就妥協(xié)，能不打就不打。蔣的抗戰(zhàn)，從一開始就沒有打到底的決心。

　　所以，德國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秉承希特勒意志，出面“調(diào)停”。德國希望日本從中國戰(zhàn)場拔出腿來，進攻蘇聯(lián)。日本從東面進攻，德國好從西面進攻。日本跟中國打起來，對德國來說是個不小的麻煩。日本當時提出了7個條件：第一，內(nèi)蒙古自治；第二，華北非軍事區(qū)；第三，上海擴大非軍事區(qū)；第四，停止抗日政策；第五，共同反共；第六，降低對日關稅；第七，尊重外國主權。

　　最初蔣介石表示難以接受。東北已經(jīng)丟了，華北又被日本占領，現(xiàn)在還要內(nèi)蒙古自治，胃口太大了，不行！1937年11月12日，蔣介石剛剛表態(tài)不能接受，7天之后，上海淪陷，日軍直逼南京。于是12月2日，蔣介石對陶德曼表示：中日可以談，日方提出的條件還不算“亡國條件”。

　　其實，1937年8月7日的國防會議上，蔣介石已經(jīng)說過：“如果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nèi)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占行為，這我敢做。”這些話，國民政府絕對不會拿出來說，但他當年的確做好了以長城為界的準備，東北就算了，只求回到“七七事變”之前的狀態(tài)就行。

　　1937年12月6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在武漢召開，正式?jīng)Q定“接受陶德曼調(diào)停”。歷史在這里走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

　　如果當時，真的按照陶德曼調(diào)停實現(xiàn)中日停火，日本倒是從中國抽身了，可蔣委員長“抗日英雄”的光環(huán)不知要蒙上多么厚重的塵埃，日本戰(zhàn)爭機器的壽命不知要延續(xù)多久，東亞戰(zhàn)爭的蹂躪不知還要持續(xù)多久。但問題是，日本此刻已經(jīng)利令智昏了。

　　12月13日，日本攻陷南京，立即變本加厲，7個條件不夠了，再加4個。不僅要求經(jīng)濟賠償，更提出在必要的地區(qū)設立特殊機構、偽政權，這已經(jīng)是亡國的條件了。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無法再退，對陶德曼說“絕無接受之余地”。日本就這樣第一次錯過了抽身的機遇。

　　研究日本戰(zhàn)爭史，我猜想很多日本人對這段歷史做內(nèi)部評估時，一定很后悔——當年見好就收多好啊，胃口太大了?？墒清e過一次機遇，后面還有第二次、第三次。

　　緊接著，1938年5月，宇垣一成大將出任日本外相。此人過去跟蔣介石私交非常好。辛亥革命后，蔣介石在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中亡命日本，宇垣一成給予精心照料，兩人結下友誼。蔣介石一看老朋友當了外相，覺得有戲了，可以做文章。于是宇垣外相的代表跟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觸，要談，要和，別再打下去。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

[編輯 雅賢  編審 春語]

【本網(wǎng)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