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請示將軍同意,本網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力作”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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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勝
文/金一南
第五章 前事之鑒
在奔騰不息的光陰長河中,我相信這些命題還將長久縈繞著我們:關于歷史與現實,關于記憶與忘卻,關于歲月的皺紋和歷史的刀痕。
大挫折造就大變革
什么叫創(chuàng)新思維?一般定義告訴我們:創(chuàng)新思維是人類在探索未知領域過程中打破常規(guī),尋求獲得新成果的思維活動。
那么再問一句:什么叫軍事創(chuàng)新思維?簡單的方法就是把上述定義稍作改動:軍事創(chuàng)新思維是人們探索軍事未知領域過程中打破常規(guī),尋求獲得新成果的思維活動。
這一定義強調了創(chuàng)新思維的探索性,它要打破常規(guī)尋求新成果;也強調了創(chuàng)新思維的自主性,它是人的思維活動,通過這一活動獲得發(fā)展。但為什么忽略了創(chuàng)新思維,尤其是軍事創(chuàng)新思維中往往包含的那種不言而喻的被動性呢?
美國防務分析專家約翰·派克說:“有些軍隊進行改革,是因為他們打了敗仗,或是贏得很困難。如果能夠輕松獲勝,他們是不會進行變革的。”派克先生不要說別人,美軍就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美軍皆大獲全勝,陸軍從一戰(zhàn)前的8萬人膨脹到二戰(zhàn)后的800萬人,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即便這個時候,美國也承認,他們不過是從英國人那里學會了步兵作戰(zhàn),從德國人那里學會了機械化作戰(zhàn),從日本人那里學會了兩棲作戰(zhàn),走了一條“模仿+經濟技術基礎+適用”的軍事發(fā)展道路,真正帶有獨創(chuàng)性的屬于自己的像樣成果,實在少得可憐。
最終迫使美國人形成自己東西的,是越南戰(zhàn)爭。1969年,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基辛格的一段話,說出了美國對越南戰(zhàn)爭的刻骨銘心:“我們進行一場軍事戰(zhàn)爭,而我們的對手打政治仗。我們追求從肉體上消滅敵人,而我們的對手則從心理上拖垮我們。我們忘記了游擊戰(zhàn)的格言:游擊隊不被消滅,即是勝利;正規(guī)軍不能全勝,就是失敗。”
從1961年至1975年,14年焦頭爛額的越戰(zhàn)和前所未有的失敗,迫使美軍這支從來一帆風順的軍隊進行前所未有的大規(guī)模改革。詹姆斯·鄧尼根和雷蒙德·馬塞多尼亞在《美軍大改革:從越南戰(zhàn)爭到海灣戰(zhàn)爭》一書中說,1991年海灣戰(zhàn)爭的勝利根源于二十多年前的越南戰(zhàn)爭,越戰(zhàn)經歷后,職業(yè)化軍隊和C31系統(tǒng)(指揮、控制、通信與情報一體化),使美軍同過去的軍事傳統(tǒng)徹底決裂。其實他們說得還不夠,越戰(zhàn)后的美軍不僅利用了高速發(fā)展的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網絡技術,加上美軍戰(zhàn)法的改革,使軍隊信息化作戰(zhàn)水平大幅度提升,而且還對信息傳播渠道進行了徹底改造。因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把越南戰(zhàn)場的戰(zhàn)役戰(zhàn)術勝利堆積為戰(zhàn)略失敗這一現象,歸結于“敗在傳真照片上”和“敗在電視屏幕上”。此后美軍嚴格的軍事新聞管制和充分利用媒體“作秀”這一新特點,已經從海灣戰(zhàn)爭到伊拉克戰(zhàn)爭一再得到證明。形成不僅要用我的技術壓倒你的技術,還要用我的聲音淹沒你的聲音。從1991年海灣戰(zhàn)爭開始,信息化作戰(zhàn)開始成為美軍一桿獨特的旗幟,最終使其能夠在世界軍事中獨樹一幟。
別人是如此,我們難道不是如此。中國共產黨人也是被逼到墻角后,才表現出了極大的創(chuàng)新能力的。1927年大革命失敗,毛澤東描述當時的情況時說:“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在決定開展武裝反抗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激動地說:“從前我們罵(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于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毛澤東的這段話后來被總結為一個石破天驚的理論:“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知道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不等于就知道了武裝割據和農村包圍城市。共產黨人并非不喜歡城市。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第一槍的八一南昌起義,原定目標是南下廣東,二次北伐。開辟工農武裝割據道路的秋收起義,原定目標也是會攻長沙。最先打出蘇維埃旗幟的廣州起義,則幾乎一步不改地要走十月革命城市武裝暴動的道路。但南昌起義隊伍轉戰(zhàn)到廣東尚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義隊伍則連個瀏陽縣城也蹲不住就被迫后退。廣州起義只搞了三天,范圍沒有超出廣州城。毛澤東將失敗的起義隊伍轉向羅霄山脈,建立農村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不是神的預見,而是黑暗中面對失敗深刻思索的結果。
在艱苦卓絕的土地革命戰(zhàn)爭年代,面對優(yōu)勢敵兵的多路圍攻,朱毛紅軍創(chuàng)造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十六字訣,顛覆了古往今來所有戰(zhàn)爭的勝敗標準。
在此之前,從中國的孫子到德國的克勞塞維茲、從法國的拿破侖到美國的馬漢、從瑞士的約米尼到俄國的蘇沃羅夫,沒有任何一個軍事泰斗提出過這樣的戰(zhàn)爭標準。所以今天執(zhí)掌新軍事變革龍頭的美國人,念念不忘另一場軍事革命:“毛澤東、格瓦拉的軍事革命”。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說,創(chuàng)新往往源于挫折,大挫折往往造就大變革的原因。
創(chuàng)新思維特別是軍事創(chuàng)新思維之所以常常借助危機的推動,就因為危機對惰性與麻木的沖擊、對自我感覺甚佳的震撼、對創(chuàng)造潛能的強力調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創(chuàng)新思維特別是軍事創(chuàng)新思維,往往呈現“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性質。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
[編輯 張婧 雅賢 編審 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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