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們在思維過程中，最先進入頭腦的，通常是已有經驗、既定方案、成功或失敗的例證。

“一南力作”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wǎng)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請示將軍同意，本網(wǎng)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力作”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敬請各位網(wǎng)友多多轉發(fā)，助力公益善舉，共襄復興偉業(yè)。

心勝

文/金一南

第三章戰(zhàn)略之思

　　領導者的判斷出錯，勝利的希望即會渺茫，此時部屬的鮮血或許能夠力挽狂瀾，或許不能。盡管世上無人不犯錯，但一定要避免關鍵時刻、關鍵人物的戰(zhàn)略思維出錯。

民族的致命傷

　　人們在思維過程中，最先進入頭腦的，通常是已有經驗、既定方案、成功或失敗的例證。僅僅依據(jù)這些因素開展思維，得出結論可能省時省力，卻往往不是最佳。應該承認，經驗提供的思維材料不論如何寶貴，對未來的指導作用都是有限的。問題不會簡單重復，歷史也不會簡單重演，這就是為什么刻板地依照歷史經驗制訂的戰(zhàn)略計劃，往往難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問題在這里提出來了：如何才能夠確保持續(xù)的、不斷的進取——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敗，思維主體也能夠通過最大限度地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實現(xiàn)對經驗和傳統(tǒng)的超越。唯此，才能產生真正有價值的指導實踐的思維成果。

　　1806年，普魯士軍隊在耶拿—奧地利大戰(zhàn)中兵敗如山倒。拿破侖的俘虜中有一個不起眼的下級軍官，他就是后來享譽世界的軍事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偨Y普魯士軍隊的失敗，克勞塞維茨說：“它不只是一個風格過時的例子，而且是墨守成規(guī)導致的極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克勞塞維茨把普軍的失敗歸于三點：

　　一、中高層軍官很少認識到戰(zhàn)爭特征已經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

　　二、軍官們更關心自己的軍銜和社會地位，而非訓練與作戰(zhàn)。

　　三、士兵缺少愛國心和軍人精神。

　　三十四年后的1840年，中國軍隊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兵敗如山倒。來自湖南邵東、以中國近代外交史作為其 “第一片拓荒之地”的歷史學家蔣廷黻說：“鴉片戰(zhàn)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后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咸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遠東的近代史就要完全變更面目。”為什么中國的改革沒有更早進行？蔣廷黻認為耽誤二十年的原因有三點：

　　第一，中國人守舊性太重，承認有改革的必要極不容易。

　　第二，實行新政，科舉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搖動，他們反對。

　　第三，中國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精神。

　　戰(zhàn)略思維中進取性的意義，通過克勞塞維茨和蔣廷黻這兩位前人的思辨性論述，基本顯現(xiàn)出來了。“墨守成規(guī)導致的極端缺乏想象力”的普魯士王朝，和“失敗以后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的大清王朝，不管自身怎樣盡心竭力地挽救衰亡，都無法對劇烈變化的新的歷史環(huán)境做出戰(zhàn)略性回應，最終不得不以十分不光彩的狀態(tài)退出歷史舞臺。

　　任何一個攤子，不論曾經多么輝煌，單單靠守是守不住的。所以不僅需要保存，更需要創(chuàng)新；不能只是求穩(wěn)，更需要求變。這才是戰(zhàn)略思維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核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你可以說戰(zhàn)略思維是綜合性思維、全局性思維、長遠性思維，卻不能說它是平衡性思維、調和性思維、妥協(xié)性思維。戰(zhàn)略思維中一旦失去了進取性，隨之就失去了這一思維中最有生命力、最有創(chuàng)新力的部分。

　　1982年9月，小平同志講過一段話。他說：“如果中國在1997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48年后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我們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們是在人民充分信賴的基礎上才能如此長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還不收回，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臺，沒有別的選擇。”

　　這段話是在與英國首相薩切爾夫人會談時講的。當時正是小平同志威望的高點。1984年的國慶游行中，北大學生還自動打出“小平您好！”的橫幅，誰能想到小平同志做出如此嚴重的評價？但也恰恰是這段話，展現(xiàn)出在小平同志維護國家安全的戰(zhàn)略思維中，進取性所占的分量。“如果15年后還不收回，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臺，沒有別的選擇。”能夠講出這樣的語言，其歷史進取心是何等的堅定！

　　如果說在一般情況下，國家意志通常表現(xiàn)為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領導者的意志，那么領導者真正的進取不光是思想觀念上的進取，更包含著能夠拿出相應的實力，能夠承擔相應的代價。

　　1982年，阿根廷收復馬爾維納斯群島，表面看確是進取性之舉，但實際上其領導層并沒有做好應付艱巨情況的準備。一是看到英國正在削減國防預算，估計不會為馬島而戰(zhàn)，只要造成既成事實，便可輕取。二是認為即使英國想戰(zhàn)，因經濟衰退國力減弱，不僅兵力不足，還與馬島相距一萬四千公里，后勤保障也成問題，阿根廷盡占天時地利的便利，即使一戰(zhàn)，對勞師遠征的英軍，也能獲勝。

　　就是在這種思想主導下，阿根廷從政客到軍人都沒有做好艱苦作戰(zhàn)的精神和心理準備。以加爾鐵里為首的領導層，更把收復馬島看作是提高自身威望、轉移國內對經濟困境的關注、鞏固岌岌可危政權的手段，以為勝利輕而易舉、一蹴而就。結果戰(zhàn)前不但未開展國防動員，也未針對海島作戰(zhàn)進行部隊訓練，甚至連斯坦利港的機場也未整修，致使戰(zhàn)爭爆發(fā)后阿根廷戰(zhàn)斗機無法以馬島為基地攻擊英軍，只能從本土起飛，無法威脅到航程以外的英國特遣艦隊。其收復國家主權和捍衛(wèi)民族尊嚴的“進取心”，既缺乏強有力的物質力量支撐，也缺乏強有力的精神力量支撐，最終使這一失敗成為阿根廷延續(xù)至今的創(chuàng)傷。

　　相反，最初對戰(zhàn)爭毫無準備的英國則是反應迅速，行動堅決。當特遣艦隊從樸次茅斯起航時，很多人把它當成將阿根廷嚇回談判桌的外交艦隊，首相撒切爾夫人卻認定一條：“特遣艦隊必須投入戰(zhàn)斗。”美國國務卿黑格要求英國特遣艦隊停止前進以利調停，撒切爾夫人的回答異常干脆：“特遣部隊必須繼續(xù)前進。”從1982年4月2日至6月14日，英國和阿根廷在南大西洋的馬爾維納斯群島、南喬治亞群島和南桑德韋奇群島，展開了一系列?？兆鲬?zhàn)和登陸與反登陸作戰(zhàn)。英國以亡255人、傷777人、損失艦船6艘、飛機34架的代價使阿根廷守軍亡1000余人、被俘11000余人、損失艦船11艘、飛機105架最終奪回馬島。在英阿兩國領導人進取心的激烈博弈之中，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成了勝出者，由此獲得“鐵娘子”的稱謂。

　　就是這位“鐵娘子”，馬島獲勝三個月后來到北京，意圖乘勢一舉解決香港問題。未料到等待她的，是鄧小平那段十分強硬的語言。小平同志后來還講了一段話：“香港問題，就是一句話：一點都軟不得。”

　　這決不僅僅是說說而已。1992年10月，距離香港回歸已經不到五年，小平同志要看接收香港的對策方案。盡管當時已經做了很多準備，但總的思路是和平過渡，和平接管。小平同志看完方案后，認為沒有做更復雜的考慮，沒有另起爐灶的準備，因此評價說：“軟了。”他說：“我以前對撒切爾就說過，如果談不成，我們就要考慮在另外的時間和用另外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當然就不是和平過渡了。”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進一步強調：“有準備才能應付可能發(fā)生的情況。”劉華清同志晚年回憶這一幕時說：“傳達小平同志的指示后，大家統(tǒng)一了認識：下一步要做的，一是加快和平進駐的工作，二是做好應付突發(fā)情況的準備。方案的制定要考慮到各種復雜情況的發(fā)生。要用殺雞用牛刀的辦法，不能拖拖延延，要一錘砸死。要搞出幾套方案，請鄧主席、江主席批準。放在那里，有備無患。”

　　英國執(zhí)政當局當然要用盡一切辦法，通過香港實現(xiàn)在整個東亞地區(qū)的存在。中國政府則一定要完成香港回歸這一歷史夙愿。1997年香港回歸，整個過程進行得如此順利，與中方對各種情況都做好了充分準備關系極大。中英領導人各自戰(zhàn)略進取意識的這一輪碰撞，中方是勝出者。

　　進取性，是戰(zhàn)略思維主體的永恒追求。兩手準備，兩手抓，兩手硬，才能通過進取，最終把握事件發(fā)展的進程。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