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金文”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請示將軍同意,本網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金文”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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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輝煌
文/金一南
第十五章 歷史與個人
降日與抗日,皆在一念之間。只會唱《大刀進行曲》,還不能明白那段歷史。毛澤東被蔣介石通緝,又被張國燾通緝。連陳昌浩都發(fā)生動搖,鐵錘還能成其為鐵錘么?秘密談判破裂,蔣介石要“圍剿”到底。但歷史的決心從來不屬于個人。
第二節(jié) 一句頂萬句(三)
死亡隨時在身邊。覆滅隨時在身邊。被包圍、被分割、被切斷隨時在身邊。那種日復一日不得不全副身心投入的殘酷斗爭,絕非我們今日想象的那樣指揮若定、豪邁瀟灑。毛澤東在四渡赤水期間高度緊張,兩次出現(xiàn)指揮失誤;溫和寬厚的朱德先對黃克誠、后對宋任窮兩次發(fā)火;從不叫難從不叫苦的周恩來說“相當艱難困苦”;一貫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林彪又寫信又打電話要求改變軍事領導;經歷無數(shù)征戰(zhàn)被譽為“軍神”的鐵漢劉伯承扶著瀘定鐵索竟潸然淚下……
這些現(xiàn)象你單獨審視,可以對有的理解有的指責有的遺憾有的感動,集合起來,你才能感覺出它們是多么的不可分割。正是從這種不可分割之中,你才能真正感覺出中國共產黨人當時面臨的局面有多么嚴重。
毛澤東一再提出靠攏蘇聯(lián),還有什么不可理解嗎?
當時北上的紅軍戰(zhàn)斗部隊只剩不到一萬人。紅軍在如此弱小的情況下,如果不設法打通國際路線,背靠蘇聯(lián),很可能不得不永遠打游擊戰(zhàn)爭。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談到嚴重局面時,說“這是黨內空前未有的”。他已經作好了分散游擊的準備。
所以后來毛澤東高度評價徐海東和劉志丹。陜北那塊蘇區(qū)使北上的紅軍終于找到了立足之地,打通國際路線才不再是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問題。緊迫的問題變?yōu)?ldquo;保衛(wèi)、擴大陜北蘇區(qū)”了。
中共中央當時之所以多次改變或推遲靠近蘇聯(lián)的方針,除時機、條件等因素制約外,關鍵還在于不了解共產國際和蘇聯(lián)方面的態(tài)度,擔心一旦行動,使蘇聯(lián)陷于被動。此次斯大林主動表示愿意幫助中國紅軍,無疑對中共中央是極有吸引力的。
但在紅軍隊伍中,對打通國際路線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首先是李德。他認為這樣做會引起國際糾紛,危及蘇聯(lián)安全。兩河口會議前后,他就對毛澤東提出的靠攏蘇聯(lián)不以為然。1936年1月27日,紅軍主力東征前夕,李德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瓦窯堡會議確定的以打通蘇聯(lián)作為主要戰(zhàn)略目的,“在我們方面應當避免能夠引起蘇日沖突的行動”;“沒有到綏遠去的必要,沒有必要接近外蒙古”。
第二種意見是張國燾,認為使紅軍遠離中國內地靠攏蘇聯(lián),是畏縮退卻。
李德主要站在蘇聯(lián)利益的角度上。張國燾當時滿腦子都是打成都。他們考慮的,皆非當時紅軍所處的實情。
林彪與彭德懷也對紅軍發(fā)展的戰(zhàn)略重點提出不同意見。
這是中央紅軍的兩員主將。出發(fā)點與著眼點與李德、張國燾完全不同。
兩人雖然主張發(fā)展的方向不一樣,但都不主張以打通蘇聯(lián)為第一要務。
直羅鎮(zhèn)一戰(zhàn)打敗東北軍的進攻后,林彪流露出他想帶一些部隊去陜南打游擊。瓦窯堡會議之前,中共中央征求各軍團主要領導干部對戰(zhàn)略問題的意見。林彪抓住這個機會給中央寫信說:開辟陜南比在陜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更重要,更有意義。他開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要求名單所列的紅軍指揮員都跟他南下發(fā)展陜南。
毛澤東批評了林彪的這封信。
12月21日,毛澤東與張聞天致電彭德懷并轉林彪:“在日本進占華北的形勢下,不能把陜南游擊戰(zhàn)爭提到比陜北等處的游擊戰(zhàn)爭還更加重要的地位,實際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擊戰(zhàn)爭提到似乎比主力紅軍還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紅軍主要干部去作游擊戰(zhàn)爭),這樣的提法是不妥當?shù)?。林在某些問題上的觀點是同我們有些分歧的。中央認為有當面說明之必要?,F(xiàn)在前方軍事不緊張,因此仍望林來中央一行,并在此一個時期,這于林是有好處的。”
毛澤東這個電報對林彪的批評比會理會議說他“是個娃娃”嚴重得多。但林彪有他自己的處理方法。他沒有到中央去,更不可能實現(xiàn)毛澤東設想的“并在此一個時期”。相反他于12月26日再發(fā)一個電報,堅持“我還在期待中央批準我打游擊戰(zhàn)爭”。
林彪個性中這種倔犟,決不僅僅是1970年廬山會議后拒不檢討才剛剛表現(xiàn)。
毛澤東沒有回復林彪這封電報。
林彪主張向陜南發(fā)展。彭德懷則主張鞏固陜北。
1936年1月,彭德懷在甘泉指揮作戰(zhàn),收到毛澤東關于東征決策的電報,閱后思慮再三,1月26日回電毛澤東,坦陳自己的意見。
彭德懷認為:陜北東側黃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煙稀少,敵不易對我形成“圍剿”局面,是紅軍活動的好后方,應該鞏固發(fā)展這塊根據地;但中央紅軍與陜北紅軍會合后,人數(shù)大增,陜北貧瘠,紅軍發(fā)展有一定困難,要同南面的東北軍和西北軍打仗,還可能把在河南的蔣介石嫡系軍隊引進西北,這是不利的一面;東渡黃河在呂梁山一帶創(chuàng)建根據地比較理想,可慮之處是一怕渡不過去,當時紅軍剛剛結束長征,體質很弱,人數(shù)也少,包括劉志丹、徐海東兩部分才13000人;二是過去后,在蔣軍大增援下,能不能撤回來,不能因此再失去陜北這塊根據地。
彭德懷以后回憶說:“我這種想法,反映了當時紅軍體質弱的實際情況以及長征中沒有根據地的痛苦教訓。”
這就是東征前后,圍繞鞏固發(fā)展現(xiàn)有蘇區(qū)和打通蘇聯(lián)這兩個任務出現(xiàn)的爭論。
李德稱紅軍東征打通抗日路線的行動是“想挑起日蘇戰(zhàn)爭”,不足為慮。
林彪提出在陜南打游擊戰(zhàn)爭,向南發(fā)展,勢必同正在與紅軍商談聯(lián)合抗日的東北軍和西北軍發(fā)生沖突,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再乘機進入西北,就將陷我于大不利,也不現(xiàn)實。
所以張聞天堅決支持毛澤東將重點放在打通蘇聯(lián)的意見。他認為應該吸取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局促于一個地區(qū)并不能鞏固。紅軍行動應更加廣泛、更加靈活一些;擴大與鞏固,現(xiàn)在應該特別著重于擴大。
但彭德懷的意見卻不能不考慮。彭德懷則認為,從兵力看,東征的目的主要是調動占據綏德、吳堡一線的晉軍回援,求得在運動中消滅晉軍主力和鞏固河防,不宜實施戰(zhàn)役上的進攻和轉移,特別要防止出現(xiàn)任何脫離陜北蘇區(qū)的可能性。他為此兩次致電政治局:“陜北蘇區(qū)是中國目前第一個大蘇區(qū),是反蔣抗日有利的地區(qū),是全國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旗幟”;并說毛澤東“過去堅決擴大紅軍蘇區(qū)的方針”應當繼續(xù)堅持。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
[編輯 雅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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