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天，通信部隊在河面拉起一條電話線，徐向前和彭德懷第一次通了話，互相問候，約定次日在維古河上游一個叫亦念的地點相見。

“一南金文”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wǎng)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jīng)請示將軍同意，本網(wǎng)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金文”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敬請各位網(wǎng)友多多轉發(fā)，助力公益善舉，共襄復興偉業(yè)。

苦難輝煌

文/金一南

第十四章福兮禍所伏

　　工農(nóng)紅軍戰(zhàn)史中最興奮的會師，卻演化為最嚴重的分裂。毛澤東一生中，三個9月9日深深嵌入生命。閻錫山的講話成了陜北有塊根據(jù)地的通知。陜北根據(jù)地也搞起了肅反。歷史最無情。歷史也最有情，徐海東、劉志丹都對中國革命立下大功。

第一節(jié) “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二）

　　當天，通信部隊在河面拉起一條電話線，徐向前和彭德懷第一次通了話，互相問候，約定次日在維古河上游一個叫亦念的地點相見。次日，徐向前帶人翻過兩座大山，到達亦念時已近正午；彭德懷也同時到達，但令人失望的是，這里的鐵索橋也遭破壞，雙方仍然是隔河相望。徐向前的隨從人員在一段河面上找到了另一種渡河工具——溜索。一條繩索橫貫河岸，上面懸著個用竹條編的筐子，里面坐著一個老鄉(xiāng)，正向對岸滑來。徐向前因急于同彭德懷會面，等那老鄉(xiāng)過河來，自己也像老鄉(xiāng)那樣坐進筐子，用腳向巖石上猛力一蹬，借勁向對岸滑去。等他到達終點跳出筐子，彭德懷快步迎上，兩雙手緊握在一起。彭德懷風趣地說：“徐總指揮，還不知道你有這種本領呢！”徐向前說：“我這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呀！”逗得周圍的人哈哈大笑。

　　這兩位威震敵膽的紅軍將領，用石塊和籮筐完成了情真意切的首次會面。

　　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這兩支主力紅軍的會師，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會見，還是毛澤東與張國燾的會見。

　　為兩軍會合，毛澤東親自為一軍團定了三條標語：

　　第一條、一、四方面軍是一家人！

　　第二條、會師的勝利證明我們的紅軍是不可戰(zhàn)勝的！

　　第三條、歡迎張主席！

　　毛主席歡迎張主席，張主席也給毛主席發(fā)來熱情洋溢的電報：

　　懋功會合的捷電傳來，全軍歡躍。你們勝利地轉戰(zhàn)千余里，橫掃西南，為反帝的蘇維埃運動與神圣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歷盡艱苦卓絕的長期奮斗，造成了今日主力紅軍的會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礎的條件。我們與你們今后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統(tǒng)一指揮下，共同去爭取西北革命的勝利，直到蘇維埃新中國勝利。

　　毛澤東、張國燾，都是著名的紅軍領導人，都在蔣介石通緝的共產(chǎn)黨要人名單里名列前列。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中享有無可置疑的權威，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中也享有無可置疑的權威。對來自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兩人都敢于表現(xiàn)出自己的獨立性，都是具有領袖才能的人物。

　　1935年6月25日，張國燾從茂縣經(jīng)汶川、理番到達兩河口。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幾十人趕到三里路外的歡迎會場遠迎。張國燾回憶說：“在離撫邊約三里路的地方，毛澤東率領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和一些高級軍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們。”

　　有回憶說那天還下著雨。那么毛澤東和政治局諸委員就都是立在雨中等候了。

　　迎候在四方面軍中享有最高權威的張主席。

　　這是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實際領袖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如此之遠，去歡迎黨內(nèi)另一位領導人物。

　　張國燾好不風光。與中央紅軍領導人坐擔架的習慣不同，他騎著一匹白色高頭大馬，在十余名騎兵衛(wèi)士的簇擁下，由遠而近疾馳而來。

　　見政治局全體站在路邊肅立迎候，他立即下馬，跑上前去擁抱握手。“久經(jīng)患難，至此重逢，情緒之歡欣是難以形容的。毛澤東站到預先布置好的一張桌子上，向我致歡迎詞，接著我致答詞，向中共致敬，并對一方面軍的艱苦奮斗，表示深切的慰問。”他回憶說。

　　他還說：“我以興奮的心情由茂縣趕往懋功，與久別的毛澤東等同志會晤。”

　　他與毛澤東早就相識。

　　1918年8月，毛澤東首次到北京。經(jīng)楊昌濟介紹給李大釗，安排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基本是個臨時工的角色。1936年毛澤東對斯諾說：“我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還遇見了現(xiàn)任蘇維埃副主席的張國燾。”

　　這種相遇并不是平等的。毛澤東當時正在爭取旁聽生的地位，而張國燾不但是北大理工預科三年級學生，而且是學生中的風云人物，正在發(fā)起組織“國民雜志社”。每天晚上，他的房間都是激進同學的聚集中心。

　　這種時候，毛澤東卻在下班的圖書館內(nèi)打掃房間、整理書架，歸攏報紙期刊。

　　毛澤東對每一位在登記本上簽名的讀者都仔細辨認過。那些來去匆匆的讀者，卻幾乎無一人在腦海中留下這個管期刊的臨時工的姓名和面容。

　　他后來對斯諾說：“由于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愿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shù)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jīng)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張國燾也是無時間與這個期刊管理員交談的人之一。他對毛澤東最早的記憶不是來自身邊的北大圖書館，而是來自后來長沙那份全國出名的《湘江評論》。

　　這份刊物是毛澤東從北京回去后主編的，在南方影響很大。政治上極其敏銳的張國燾雖然立即感覺到了幾千里外一個叫毛澤東的人所顯示的能量，卻錯過了在北大與毛澤東的會面與交談。

　　毛澤東與張國燾的第二次相遇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一大。

　　張國燾同樣具有很大優(yōu)勢。“南陳北李”都沒有來，張國燾成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主持人。他回憶說“我被推為會議主席，首先宣布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正式成立”；“我向大會說明關于草擬黨綱政綱草案的經(jīng)過情形”；“我建議大會，由各代表先行報告各地區(qū)工作狀況”；“經(jīng)過幾天的討論，后來由我歸納到會者的意見，提出幾點結論”等等。4個“我”字，把他在中共一大上的風頭寫得神氣十足。

　　毛澤東在中共一大上擔任會議記錄。他原來就在北大圖書館一個一個記下讀者姓名?，F(xiàn)在又一個一個記下每人的發(fā)言。

　　張國燾在那里指手畫腳。

　　后來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張國燾。下設北方、湖南、武漢、廣東、山東共五個分部。毛澤東在湖南分部當主任。

　　從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之日起，張國燾長期居于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他是中共中央局三成員之一。

　　1922年7月中共二大，他是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五名委員之一。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他因為反對共產(chǎn)黨人加入國民黨，失去中執(zhí)委資格。

　　1925年1月中共四大，他又再當選為中執(zhí)委，并成為中央局五人成員之一。

　　1927年5月中共五大，他當選為政治局七委員、政治局常委三委員之一。

　　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他當選政治局七委員之一。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后，他是政治局三位常委之一。

　　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他是政治局十二位委員之一。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