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起初劉湘不當回事。他正與劉文輝打得不可開交之時，張國燾、徐向前率紅四方面軍從陜南進入川北。

“一南金文”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wǎng)絡(luò)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jīng)請示將軍同意，本網(wǎng)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金文”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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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輝煌

文/金一南

第十章矚目大西南

　　蔣介石首次進軍大西南。川軍劉湘、黔軍王家烈、滇軍龍云，皆是收拾對象。

　　遵義會議人事變動在黃平橘林商定。張聞天心中的“欽公塘”。毛澤東不是先知先覺，卻以最大的歷史自覺來到轉(zhuǎn)折點。紅軍作戰(zhàn)講究出敵不意，入川行動卻落入劉湘意料之中。

第五節(jié) 劉文彩、劉文輝、劉湘（下）

　　起初劉湘不當回事。他正與劉文輝打得不可開交之時，張國燾、徐向前率紅四方面軍從陜南進入川北。

　　直到這支紅軍擊敗田頌堯、楊森、劉存厚三個軍的“圍剿”，發(fā)展到5個軍8萬余人，建立了23個縣革命政權(quán)后，劉湘才開始覺得情況不妙。

　　他召集親信幕僚商議，說了一大堆前后矛盾的話：

　　“‘剿匪’乃目前當務(wù)之急，但與過去一般戰(zhàn)爭‘能戰(zhàn)則戰(zhàn)，不能戰(zhàn)則不戰(zhàn)，不因一時勝負而決定個人一生命運’的情況大有不同。因為‘剿匪’之戰(zhàn)一旦發(fā)動，就是生死存亡所系，有我就無‘匪’，有‘匪’就無我，是決不能隨便的事情。因此，只有拒‘匪’于川外，才是上策。”

　　他的話因果混亂，局外人很難得其要領(lǐng)。

　　聽其話的卻都是局內(nèi)人，知道要點只在“拒‘匪’于川外”一句。他的中心意思是“驅(qū)”而不是“滅”。其余皆為搪塞蔣而說。

　　但對紅四方面軍久戰(zhàn)不勝，六路圍攻失敗后，劉湘想金蟬脫殼，便通電辭職。蔣立即來電：“兄為鄉(xiāng)為國，均應(yīng)允負責到底，雖至一槍一彈，亦必完成任務(wù)。”

　　非要劉湘干到最后一槍一彈為止。

　　損失越大，督之越嚴。劉湘終于再清楚不過地看清了身后那只黃雀。

　　紅軍突圍西征后，劉湘接到蔣介石邀其到南京面商機宜的電報。此前他與蔣介石從未謀面。劉湘并不急迫，到南京見蔣之前，先停在漢口，與鄧漢祥密商。

　　蔣介石為了隨時知道地方實力派動向，曾給白崇禧、劉湘一人一部電臺。后來白崇禧、劉湘為了把握蔣的動向，都在上海派有固定提供消息的眼線。白崇禧放在上海的是王建平，劉湘放在上海的，就是鄧漢祥。

　　鄧漢祥在漢口告訴劉湘，蔣介石主要想利用川軍阻止紅軍西進，以期達到他所希望的兩敗俱傷的目的。然后借口防堵紅軍，派重兵入川，實際掌握川局。

　　鄧漢祥告訴劉湘的話，與湘江防堵前王建平告訴白崇禧的如出一轍。

　　白崇禧就是聽了王建平一席話，下決心敞開了湘江大門。

　　鄧漢祥一席話，也使劉湘不再三心二意。

　　他對鄧漢祥說：“我的主意已經(jīng)打定。紅軍西來的目的，究竟是拿下四川還是過路，現(xiàn)在尚難判斷。假如他們的目的在拿四川，當然我們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衛(wèi)桑梓的關(guān)系，又是以逸待勞，也未嘗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們的。如果紅軍只是假道，那就不成問題。但蔣介石如果借這個機會派軍隊入川，則我們同紅軍作戰(zhàn)的結(jié)果，幸而勝，也是替蔣造機會，若失敗，那就更不必說了。所以無論如何，要阻止蔣介石派兵入川。”

　　劉湘也是防蔣勝于防共。

　　蔣也同樣，借機剿滅西南軍閥勝于剿滅紅軍。

　　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quán)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早已預(yù)見到這種中國的特殊現(xiàn)象。

　　1934年10月20日，劉湘抵達南京。初次見蔣，他一副笨拙遲鈍的樣子，連話都說不清楚。次日再渴蔣，依然如故。蔣見狀不愿直接與他再談，叫楊永泰、張群、吳鼎昌去具體交涉。這正合不愿在蔣面前討價還價的劉湘心意。連蔣介石的高參楊永泰這樣精明的人都被蒙騙過去，以為素有雄才大略之稱的劉湘，不過是一個窩囊廢劉表而已。

　　但楊永泰眼中的這個劉表，很快就表現(xiàn)出決不會大意失荊州。不管怎么磋商他也堅決不讓步，最后只好取消了蔣介石提出的中央軍九個師入川的提議。

　　劉、蔣達成如下協(xié)議：

　　第一，仍由劉湘擔任四川“剿匪”總司令負全責，中央盡量補助餉款彈藥；

　　第二，改組四川省政府，以劉湘為主席；

　　第三，組成南昌行營駐川參謀團，任命賀..國光、楊吉輝為該團正副主任。

　　從先被稱為“劉瞎子”、后被看做劉表的劉湘手里，蔣介石挖空心思也只派進去一個參謀團。

　　劉湘回川后，將新政府遷住重慶。他的方針是北守南拒。

　　在川北，由唐式遵率5萬部隊與鄧錫侯、田頌堯合作，堵住紅四方面軍。

　　在南面，調(diào)集川軍主力布防于宜賓至江津間的長江南岸，以潘文華為南岸“剿匪”總指揮，阻止紅軍過江。

　　劉湘告訴潘文華：“問題的嚴重不在于紅軍。中央軍跟隨紅軍之后進入川南，我們提不出任何理由拒絕。我們同紅軍固然水火不相容，但還有一個共同點，都是蔣介石要消滅的對象。最好是朱、毛把蔣介石的大軍帶走，不要帶進四川。”

　　這一點上，劉湘比王家烈精明百倍不止。不管路過還是不路過，他的根本方針是既不讓紅軍入川，也不讓中央軍入川。

　　“請神容易送神難。”劉湘牢牢記住了中國這句老話。在西征的紅軍面前，他有軟的一面，也有硬的一面。紅軍假道則軟，紅軍入川則硬。

　　他最擔心的是，紅軍總司令朱德、參謀長劉伯承都是四川人，多年在川滇一帶作戰(zhàn)，足智多謀，地形又熟悉，很可能要率領(lǐng)紅軍取道瀘州、宜賓渡過長江。他對潘文華反復叮囑：一旦發(fā)現(xiàn)紅軍入川企圖，就抱必死決心，奮勇阻截。

　　劉湘猜中了。遵義會議上，正是劉伯承和聶榮臻提出北上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據(jù)地，進而赤化四川。會議同意了這個新的發(fā)展方向。

　　慣于利用敵人矛盾的毛澤東，雖然在遵義會議后取得了軍事指揮權(quán)，卻并不知道劉湘的這些情況。毛澤東指揮作戰(zhàn)每每講究出敵不意，這回的行動，卻落入劉湘的意料之中。

　　1935年1月中旬同時召開著兩個會議。紅軍召開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北上入川；川軍也召開重慶團以上軍官會議，防堵紅軍入川。劉湘在會上提出判斷，紅軍很可能“沿赤水河出合江，渡長江北上；或經(jīng)古藺、永寧（敘永）出瀘州北上”。

　　這一判斷是準確的。與紅軍野戰(zhàn)軍司令部下達的《渡江作戰(zhàn)計劃》基本一樣。紅軍還未渡江，卻已經(jīng)喪失了出敵不意的主動權(quán)。

　　倘若當時知道劉湘這些底數(shù)，紅軍野戰(zhàn)司令部的《渡江作戰(zhàn)計劃》會重新改寫嗎？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shù)人才”獲獎?wù)?，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shè)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