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個“完全堅決地不同意”，把完全處于被批判地位、一個勁在會場門口抽煙的李德描繪得淋漓盡致。

“一南金文”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請示將軍同意，本網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金文”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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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輝煌

文/金一南

第十章矚目大西南

　　蔣介石首次進軍大西南。川軍劉湘、黔軍王家烈、滇軍龍云，皆是收拾對象。

　　遵義會議人事變動在黃平橘林商定。張聞天心中的“欽公塘”。毛澤東不是先知先覺，卻以最大的歷史自覺來到轉折點。紅軍作戰(zhàn)講究出敵不意，入川行動卻落入劉湘意料之中。

第三節(jié) 中國出了毛澤東

　　陳云那份珍貴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說：“擴大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同志完全堅決地不同意對于他的批評。”

　　這位“A同志”，便是李德。

　　一個“完全堅決地不同意”，把完全處于被批判地位、一個勁在會場門口抽煙的李德描繪得淋漓盡致。

　　不管成功與失敗，他在中國的使命基本結束了。

　　遵義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就是正式撤銷李德的指揮權。這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的關系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不管李德是否是共產國際派來的，他已經被作為了一個國際的信物。遵義會議在事先沒有得到共產國際批準的情況下，改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領導，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干預下，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遵義會議是中共黨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同時也是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關系史上的一個意義重大的轉折點。

　　共產國際并非對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和影響一無所知。1933年3月，國際執(zhí)委會關于軍事問題致中共中央電，特別指出：“對毛澤東應取盡可能忍耐的態(tài)度和對他施行同志式的影響，讓他有100%的可能性在黨的中央委員會或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領導下?lián)螛O為重要的工作。”

　　當時毛澤東已經離開了蘇區(qū)中央局和紅軍的領導崗位。共產國際的態(tài)度是明顯的：既要讓毛澤東“擔任極為重要的工作”以發(fā)揮作用，又不能讓他出任主要領導。

　　國際的指示，從來都是上方寶劍。遵義會議以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基本上都根據國際的指示及其駐中國代表的意見，處理中國革命的各種問題。

　　連領導人都必須經過共產國際的圈定。

　　或者干脆由國際包辦。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選陳獨秀為書記，事前得到過國際代表馬林的同意。

　　陳獨秀1927年不行了，鮑羅廷便出來包辦接班。

　　蔡和森1927年9月22日在中共順直省委作的報告《黨的機會主義史》中說：“不知道是七月初幾，老鮑提議獨秀、平山去莫斯科與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秋白、和森赴海參崴辦黨校，新指定國燾、太雷、維漢、立三、恩來五人組織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獨秀即不視事。”

　　陳獨秀之后的政治局常委，就這樣被鮑羅廷一一指定。

　　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作的《黨史報告》中回憶鮑羅廷：“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們五人去，說形勢非常緊迫，要主要負責人走開，陳獨秀、譚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參崴辦黨報（校），另組織五人的中央，五次大會的中央是這樣不光榮的結束。”

　　鮑羅廷指定了5個常委，卻不說以誰為首。他開完會便帶瞿秋白乘船去了廬山。9天以后從廬山返回，當天就宣布：增加瞿秋白為中共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雖然仍未指出誰排第一，但新常委瞿秋白成為了實際上的領袖。

　　老鮑一句話，接替陳獨秀的人便產生了。

　　后來瞿秋白又不行了，斯大林、布哈林便看中了工人出身的向忠發(fā)。1928年6月，共產國際冒極大風險、花大量金錢，將一百余名中共代表接到莫斯科召開六大，徹底改組中共中央。斯大林看中的人，由米夫出來做工作。向忠發(fā)被指定為大會開幕式和閉幕式的主持人。大會閉幕前一天，米夫又以國際代表身份提出中委候選人名單，排向忠發(fā)為第一名。

　　這種連續(xù)舉動使大家都明白了共產國際的意圖。六屆一中全會上，中委們不再需要國際代表提示，都推舉向忠發(fā)擔任會議主席。向忠發(fā)順利地當選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兼中央常委會主席，成為中共歷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總書記。

　　向忠發(fā)又不行之時，1930年底到1931年初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后，共產國際包辦中國革命的現象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是國際代表米夫起草的，出席會議的代表是米夫圈定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名單是米夫與國際遠東局共同擬定的。會前為避免黨內出現分裂，周恩來和瞿秋白提出退出政治局，提名何孟雄進入，米夫不屑一顧，完全拒絕。他采取“留周拒瞿”的方針，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的地位瞬間便失去了。

　　米夫起草的四中全會決議案中，稱中國共產黨最迫切的任務是執(zhí)行國際一切指示，“對共產國際路線百分之百地忠實”。加上王明寫的小冊子，中國共產黨被強加了兩個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百分之百地忠實于國際路線。

　　兩個百分之百，給慘淡經營的蘇區(qū)和紅軍幾乎皆帶來百分之百的損失。

　　不知道這些，很難說知道了遵義會議的偉大，知道了毛澤東的偉大。

　　中國革命是一幅立體巨畫，凝視哪一個局部去贊美整體都是冒昧的。

　　應該后退一步，從宏觀上去把握它的整體。這個時候你才能真正發(fā)現，高光點為什么輝煌。

　　中國共產黨經過14年艱苦努力、曲折斗爭，付出了無數鮮血與生命的代價，終于能夠自己決定自己的路線，自己安排自己的領導人。

　　這一改組剛剛開始。1935年1月17日遵義會議結束時，毛澤東還只是政治局五常委之一，按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博古、陳云的順序排名第三。1月18日政治局會議常委分工時，才決定“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至此毛澤東剛回到軍隊領導崗位。最高軍事首長仍然是朱周，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不論是對黨還是對軍隊，毛澤東都還不能一夜之間成為它們的第一號領導人。

　　還會有曲折，有考驗，但一切只是時間問題。只要不是別人安排，毛澤東的方向就不可逆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他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1935年在遵義他雖然沉默，但歷史在說：中國共產黨站起來了！

　　也不要忘了另一個人：博古。

　　他是錯誤路線的主要代表，在一般人眼中他是遵義會議的主要打擊對象。

　　博古此人好就好在只要認識到了，就不避諱自己的錯誤。他都是“陽謀”，不搞陰謀。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區(qū)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討論分工問題，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書記，在黨內負總責。凱豐在背后勸他不要交權，他不聽，把幾副裝中央重要文件、記錄、印章的挑子痛快地交給了張聞天。

　　博古比毛澤東小14歲，除了在莫斯科多讀了一些馬列主義的書，對中國復雜的階級關系和社會矛盾、中國革命的客觀規(guī)律以及工農武裝割據特點的認識，與毛澤東比，皆相去甚遠。

　　小14歲、經驗相去甚遠，博古也畢竟做過一個黨的領袖。不管是用什么方式產生的，他也畢竟代表了一個黨。博古的不成熟，印證的只能是一個黨的不成熟。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長征是中國共產黨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唯有毛澤東是真正成熟的領袖。而唯有長征那種艱難困苦的環(huán)境，才能使從1921年建黨之日就開始的對領袖的漫長選擇得到終結。

　　選擇毛澤東作為領袖，本身不是同樣在印證中國共產黨已日益成熟了嗎？

　　需要避免的一個誤區(qū)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不是會議的勝利。正確路線不是被一系列會議選擇的。三座大山也不是被一系列會議推倒的。不能因為一次又一次地書寫會議，歌頌會議，我們就忘記比會議不知要堅實多少倍、也強大多少倍的兩個字：實踐。

　　實踐在導致會議。實踐也在證實會議。會議對實踐總結，對實踐展望，卻無法代替實踐。再偉大的會議，再正確的路線，提供的也只是勝利的可能性和基礎，卻不是勝利本身。否則還闖什么金沙江、過什么大渡河、穿什么雪山草地？大道直通天安門，闊步就進中南海了。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