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形容這個會議的詞匯太多了。以至有人說，一個會議居然能戴上這么多桂冠，加上這么多光環(huán)。的確如此，因為它決定了一支軍隊的命運，進而是一個黨的命運，最終是一個國家的命運。

“一南金文”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wǎng)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jīng)請示將軍同意，本網(wǎng)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金文”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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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輝煌

文/金一南

第十章矚目大西南

　　蔣介石首次進軍大西南。川軍劉湘、黔軍王家烈、滇軍龍云，皆是收拾對象。

　　遵義會議人事變動在黃平橘林商定。張聞天心中的“欽公塘”。毛澤東不是先知先覺，卻以最大的歷史自覺來到轉(zhuǎn)折點。紅軍作戰(zhàn)講究出敵不意，入川行動卻落入劉湘意料之中。

第二節(jié) 量變，質(zhì)變（下）

　　形容這個會議的詞匯太多了。以至有人說，一個會議居然能戴上這么多桂冠，加上這么多光環(huán)。的確如此，因為它決定了一支軍隊的命運，進而是一個黨的命運，最終是一個國家的命運。

　　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陳云；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fā)、劉少奇、凱豐；紅軍總部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各軍團負責人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還有軍事顧問李德、翻譯伍修權(quán)和中央隊秘書長鄧小平。

　　因為聯(lián)系中斷，遵義會議的醞釀準備工作無法請示共產(chǎn)國際。

　　1933年初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蘇區(qū)時，特設立上海中央局，負責與共產(chǎn)國際之間的電訊聯(lián)絡。但后來隨著上海中央局負責人李竹聲、盛忠亮先后被捕叛變，上海地下電臺被敵破獲。長征前夕，中共中央與共產(chǎn)國際之間的聯(lián)系已經(jīng)中斷了。

　　而恰恰是這種中斷，使中國共產(chǎn)黨人終于獲得自主選擇自己領(lǐng)導人的機會。

　　會議由博古主持。

　　當年那幢黔軍師長柏輝章公館、如今的遵義會議紀念館內(nèi)，最難解決的問題恐怕就是會場內(nèi)人們座次的排定。會議開了三天，除主持會議的博古固定坐在長條桌中間的位置上外，會議參加者基本按先后順序隨便入座，不像今天的排位那么嚴格煩瑣。工稼祥腹部傷口未愈，躺在一張?zhí)匍缴吓c會；聶榮臻腳上帶傷，每天坐擔架到會；彭德懷未等會議結(jié)束，就匆匆返回前方執(zhí)行新的命令去了。

　　但這一切并不妨礙遵義會議成為中國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生死攸關(guān)的軍事問題是切入點。會議的第一項議程，就是研究戰(zhàn)略轉(zhuǎn)移的目的地。黎平會議確定的以遵義為中心建立川黔邊根據(jù)地的設想被否定了。劉伯承、聶榮臻建議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據(jù)地。

　　會議采納了劉、聶的建議。

　　新的前進方向確定完畢，便開始清算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路線。

　　博古作主報告。

　　周恩來作副報告。

　　張聞天作反報告。

　　歷史在某些重要關(guān)頭會表現(xiàn)出一種獨特的韻味。就如1978年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fā)言分量最重的不是鄧小平而是陳云一樣，1935年遵義會議上發(fā)言分量最重的也不是毛澤東，而是張聞天。

　　首先因為他當時在黨內(nèi)的地位。

　　耿飚回憶說：

　　張聞天同志那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相當于現(xiàn)在的政治局常委。他在當時中央的這個職務，是長征路上最先起來反對錯誤軍事路線的三個人（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認真想起來，遵義會議如果沒有張聞天首先在中央提出這個問題來，會議就不可能開。事實上，如果他不提出來，也沒有別人敢提呀。過去蘇區(qū)多少同志因為提不同意見就挨整呀。如果誰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來，我們紅軍就不可能勝利到達陜北，也就不可能有后來的發(fā)展。

　　當時中央常委或稱書記處書記只有4人：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項英留在了中央蘇區(qū)，遵義會議的參加者只有前三人。前三人中，張聞天的地位僅次于博古。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先站出來，旗幟鮮明地批評錯誤的軍事領(lǐng)導，分量自然最重。

　　其次因為他發(fā)言的系統(tǒng)性。

　　楊尚昆回憶說：“我清楚記得，遵義會議上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是聞天同志作的，他作報告時手中有一個提綱，基本是照著提綱講的。”

　　張聞天文思敏捷，文筆流暢，他在遵義會議上帶提綱發(fā)言，與博古的主報告正好針鋒相對。從雙方陣容上看，博、張二人正好是新老三人團主將。博古講話是會上的主報告，洛甫的發(fā)言提綱就成了針鋒相對的“反報告”。

　　毛澤東、王稼祥、朱德在張聞天發(fā)言完后先后發(fā)言。毛澤東講了一個多小時，分析錯誤軍事路線的癥結(jié)所在。會議決定委托張聞天起草遵義會議決議。他那份反報告的內(nèi)容基本包含在《中共中央關(guān)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jié)決議》中了。

　　歷史驚人相似。

　　1935年的遵義會議原定議程是研究軍事問題。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定議程是研究經(jīng)濟問題。

　　兩個會議都脫離了預定軌道。

　　遵義會議最終成為從軍事上清算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一場戰(zhàn)斗。

　　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完成全黨工作重心的轉(zhuǎn)移，向“文化大革命”的方針路線發(fā)起了一場總攻。

　　在遵義會議上首先發(fā)言批判博古、李德左傾軍事路線錯誤，和在三中全會前中央工作會議上首先發(fā)言否定“文化大革命”，皆需要一種面對歷史的勇氣。

　　1935年的張聞天，1978年的陳云，皆具這樣的勇氣。

　　張聞天是上海南匯縣人。家鄉(xiāng)張家宅，坐落在長江口和杭州灣中間一塊沖積平原上，村子緊貼著一道海堤，名叫“欽公塘”，由一個叫欽璉的南匯知縣1733年修筑。“欽公塘”由北而南綿延近百里，世世代代護衛(wèi)著堤西大片良田。1905年遇大潮，大堤東面的良田頓成汪洋。巨潮排山倒海，潮頭高達5米多，大有將堤壩摧垮之勢。但“欽公塘”巋然不動。堤西人民的生命財產(chǎn)毫無損失。大潮退后，人們紛紛到“欽公廟”焚香祝禱，懷念這位造福人民的好官。這道堅固的塘岸護衛(wèi)著南匯、川沙兩縣人民生命財產(chǎn)170余年。老百姓稱“欽公塘”為“命塘”。

　　這事在幼年張聞天心靈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張聞天后來留學日本、美國、蘇聯(lián)，他的第一課永遠是“欽公塘”。那道塘岸使張聞天萌發(fā)了一個終生不改的志愿：做老百姓的“命塘”。

　　歷史給張聞天提供了兩次做“欽公塘”的機會。

　　遵義會議上他做了一次“命塘”。他成功了。他以自己黨內(nèi)第二號的地位和影響，以思維縝密和語言尖銳的反報告，為黨作出了重大貢獻。毛澤東從此成為工農(nóng)紅軍的領(lǐng)導核心，繼而成為中共中央的領(lǐng)導核心。

　　24年后，他決心再做一次“命塘”。

　　那是1959年的廬山會議。

　　那一次，他失敗了。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shù)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