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布勞恩之所以沒有同另一名送款員赫爾曼·西伯勒爾那樣，完成任務便迅速回國，因為他在這里一下就遇見了兩個熟人。

“一南金文”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wǎng)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jīng)請示將軍同意，本網(wǎng)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金文”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敬請各位網(wǎng)友多多轉發(fā)，助力公益善舉，共襄復興偉業(yè)。

苦難輝煌

文/金一南

第六章陷落

　　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也要打假。由于博古的苦衷，李德扮演起現(xiàn)代鐘馗。第五次“圍剿”蔣介石三遇其險，最傷心處是打碎了毛福梅的腌菜壇。一個前共產黨員攻占紅都瑞金。出發(fā)長征的中國工農紅軍，開始了最深重的苦難，也是最耀眼的輝煌。

第一節(jié) 外國的月亮圓（五）

　　布勞恩之所以沒有同另一名送款員赫爾曼·西伯勒爾那樣，完成任務便迅速回國，因為他在這里一下就遇見了兩個熟人。

　　布勞恩與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是老相識。在德國時兩人就一起做過黨的工作。尤爾特當時在德共黨內地位頗高，但與德共領導人臺爾曼意見不合，被共產國際調出德共，遠離其同胞，分配到中國工作。

　　第二個便是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在蘇聯(lián)時布勞恩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生，博古則是中山大學學生，學校都在莫斯科，當時兩人就認識。

　　老相識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相遇，雖身份各異，但都擔負重大使命。既十分興奮，又分外親熱。

　　奧托·布勞恩來華前，博古剛剛出任中共臨時中央的負責職務不久，白區(qū)工作已經(jīng)逐漸退居次要地位。中共的主要任務不再是組織示威游行和飛行集會了，也不再是發(fā)動城市武裝暴動。全國各個蘇區(qū)，正在如火如茶開展武裝斗爭。蘇區(qū)工作已經(jīng)上升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工作。軍事問題正在成為革命斗爭中首要的、迫切的和關鍵的問題。組織一場真正的革命戰(zhàn)爭，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最新考驗。

　　結論異常簡單。不懂軍事，無法把舵。

　　面對這個結論最不利的人，就是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作為一個出家門進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門、出中山大學校門即進中共中央機關門的領導者，他搞過學運，搞過工運，卻沒有搞過農運，更沒有搞過兵運，沒有接觸過武裝斗爭。自感最為欠缺的，就是軍事這一課。

　　恰恰這時來了個伏龍芝軍事學院的畢業(yè)生奧托·布勞恩。

　　博古把他的這個熟人留了下來，權充作自己那條并不穩(wěn)固的船上的水手長。

　　這一年奧托·布勞恩31歲，長博古7歲。

　　從1932年初到1933年初，博古與奧托·布勞恩在上海整整相處一年。一年之中，兩人就中國革命問題交換了些什么看法？怎樣評估蘇區(qū)的武裝斗爭？如何使這一斗爭再進一步發(fā)展？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第三個人知道了。此后的事實說明，這段時間使博古對奧托·布勞恩建立了絕對的信任。

　　很快臨時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住了。1933年春，博古去中央蘇區(qū)。他動身前提出要奧托·布勞恩一同去。布勞恩并不缺乏去蘇區(qū)的勇氣，但他有自己的考慮。作為一個曾多次從危險中脫身的國際革命者，他并不害怕前方可能出現(xiàn)的艱險。況且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曼弗雷德·施特恩（簡稱弗雷德）正在來上海途中，博古走后他在上海將很快無事可做。這些都是他愿意跟博古去蘇區(qū)的理由。

　　不能去的理由只有一個：他是蘇軍總參謀部的人，不是共產國際的人。所以當尤爾特代表遠東局征求他的意見時，他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發(fā)出一個相應的指示。

　　他要憑借這個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轉換。

　　事情并非奧托·布勞恩想象的那么簡單順利。他后來回憶說，“尤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fā)出了幾封電報。”到底是幾封，他也說不清。

　　隔了一段時間，直到博古臨離開上海前，才收到共產國際正式且含混的答復：

　　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這個指示盡管含混，卻極為重要。

　　共產國際似乎是要通過這個指示讓遠東局、中共臨時中央和奧托·布勞恩明白兩點：

　　其一，作為顧問奧托·布勞恩“沒有指示權力”，僅僅具有建議權；

　　其二，作為顧問奧托·布勞恩并不受托于共產國際，只受托于中共中央。

　　顯然，共產國際沒有幫助李德完成身份轉換。只是要求中共臨時中央對自己選定的顧問負責。布勞恩后來說，“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沒有得到”；共產國際從來不直接對他發(fā)出任何指示電報。他與共產國際也從來沒有建立直接聯(lián)系。真正由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弗雷德從上海給李德發(fā)電報，也只是把他當做一個幫助了解情況的臨時助手而已。

　　一直到進入蘇區(qū)，布勞恩也知道他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微妙。在蘇區(qū)的軍事會議上起初他一再說明，他的職務只是一個顧問，沒有下達指示的權力；但博古不容他這樣講下去。在介紹他的第一個歡迎會上，熱情洋溢的博古便展開了他的演說才能：

　　同志們！我們在這里召開一個特別會議，熱烈歡迎我們盼望已久的共產國際派駐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同志。

　　為了保密和顧問同志的安全，會后對他的稱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

　　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家，又是位具有豐富斗爭經(jīng)驗的國際主義戰(zhàn)士。他來到中國，體現(xiàn)了共產國際對我們黨和紅軍以及中國革命的深切關懷與巨大支援，也體現(xiàn)了這位老革命家和軍事家國際主義精神和獻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博古給予了他“共產國際派駐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這把尚方寶劍。還給他戴上一連串“卓越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家”“具有豐富斗爭經(jīng)驗的國際主義戰(zhàn)士”“老革命家和軍事家”等光彩照人的帽子，還親自給他起了個中國名：“李德。”

　　從此，奧托·布勞恩以“李德”這個名字，進入中國革命史冊。

　　作為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的人，博古進一步說明，李德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身份列席中央及軍委會議，參與黨和紅軍各項方針決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別對軍事戰(zhàn)略、戰(zhàn)役和戰(zhàn)術，負有指導和監(jiān)督的重任。

　　這就完全超出了共產國際要求的“沒有指示全力的顧問”。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