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金文”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請示將軍同意，本網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金文”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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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輝煌

文/金一南

第四章 “圍剿”

　　李立三把舵的船，是一艘既勇猛奮進又劇烈搖擺的船。被稱為蔣何的蔣軍與被稱為“朱毛”的紅軍在紅色根據地迎面相撞，皆是戰(zhàn)將如云。建議碉堡政策圍困朱毛的并非德國顧問，而是朱德云南講武堂丙班二隊的同學金漢鼎。

第三節(jié)  戰(zhàn)場與戰(zhàn)將（四）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在總結南昌起義的經驗教訓時，講過幾段話：“南昌起義后的主要錯誤是沒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針，起義后不該把軍隊拉走，即使要走，也不應走得太遠，但共產國際卻指示起義軍一定要南下廣東，以占領一個出?？?，致使起義軍長途跋涉南下，終于因優(yōu)勢敵兵的圍攻而遭到失敗。”“它用國民革命左派政府名義，南下廣東，想依賴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沒有直接到農村中去發(fā)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這是基本政策的錯誤。”

　　這就不僅是當年所說的“戰(zhàn)術錯誤”、“情報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眾工作犯了極大的錯誤”了，而且還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選擇問題。

　　1965年毛澤東會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主席艾地時，也談到南昌起義。他對周恩來說：“你領導的那個南昌起義，失敗以后，部隊往海邊撤退，想得到蘇聯(lián)的接濟，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錯了。”周恩來馬上接過來說，是錯了，主席上了井岡山，是正確的。

　　應該再補充一句：幸虧南昌起義的部分部隊也上了井岡山。

　　想得到蘇聯(lián)接濟的起義部隊主力，在“上海”過程中失敗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則成為了中國工農紅軍戰(zhàn)斗力的核心。

　　當年四散撤退的南昌起義領導人，哪一個能想到留在三河壩擔負殿后任務的朱德，最終組織起南昌起義部隊的“上山”力量，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一號軍人！

　　從極端之處說：恰恰是起義部隊南下廣東的失敗，使朱德面臨歷史的機遇。

　　八一南昌起義僅僅是朱德威望和地位起始的低點。起義部隊對朱德的認識，經歷了一個不短的過程。

　　不論是起義之前還是起義進行中，組織指揮起義的核心領導成員中沒有朱德。起義當天晚上，前敵委員會分派給朱德的任務，是用宴請、打牌和閑談的方式，拖住滇軍的兩個團長，以保證起義順利進行。陳毅說，朱德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沒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

　　朱德沒有基本部隊。起義軍主力十一軍轄8個團，由葉挺指揮。二十軍轄6個團，是賀龍部隊。朱德是九軍副軍長，九軍當時就是個空架子，沒有軍長，參加起義的只有軍官教育團3個連和南昌公安局2個保安隊，500人不到，只能算1個營。

　　朱德說：“我從自南昌出發(fā)，就走在前頭，做政治工作，宣傳工作，找尋糧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惲代英、郭沫若，我們只帶了兩連人，有一些學生，一路宣傳一路走，又是政治隊，又是先遣支隊，又是糧秣隊。”

　　他率領的不是戰(zhàn)斗隊。

　　在三河壩完成阻擊任務時，真正是他從九軍帶出來的人員，已經沒有幾個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的二十五師，還有周邦采帶回來的部分二十四師人員。三河壩這個攤子，已經是個損兵過半、四面都是敵人、與上下左右皆失去聯(lián)系的爛攤子，思想上和組織上都相當混亂。

　　到底怎么辦，只能由臨時負責的朱德作出決斷。

　　朱德就是在這個非常時刻，面對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隊伍，表現(xiàn)出了堅強的領導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動方針的會議上，一些同志覺得主力部隊都在潮汕散掉了，起義領導人也都撤離了，三河壩這點兒力量難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堅決反對解散隊伍。他提出隱蔽北上，穿山西進，去湘南。

　　這真是一個異常嚴峻的時刻。沒有基本隊伍、說話沒有人聽的朱德，接過了這個幾乎沒有人再對它抱任何希望的攤子，通過他異乎尋常的執(zhí)著，為困境中和混亂中的隊伍指明了出路。

　　茫然四顧的人們，聽了他的話。

　　三河壩還不是谷底。谷底在天心圩。

　　部隊雖然擺脫了追敵，但常受地主武裝和土匪的襲擊，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營。同上級黨委仍無聯(lián)系。時近冬天，官兵仍然穿著單衣，有的甚至穿著短褲，打著赤腳，連草鞋都沒有；無處籌措糧食，官兵常常餓肚子；缺乏醫(yī)療設備和藥品，傷病員得不到治療；部隊的槍支彈藥無法補充，戰(zhàn)斗力越來越弱；饑寒交迫，疾病流行，部隊思想一片混亂。楊至誠上將后來回憶說：“每個人都考慮著同樣的問題：現(xiàn)在部隊失敗了，到處都是敵人，我們這一支孤軍，一無給養(yǎng)，二無援兵，應當怎樣辦？該走到哪里去？”

　　各級干部紛紛離隊。一些高級領導干部，有的先辭后別，有的不辭而別。

　　七十五團團長張啟圖后來在上海寫了一份《關于七十五團在南昌暴動中斗爭經過報告》，向中央陳述當時情況：“師長、團長均皆逃走，各營、連長亦多離開。”

　　南昌起義在軍、師兩級設立了黨代表；團、營、連三級設立政治指導員。這一體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潰。所有師以上黨的領導人均已離隊。只剩一個團級政治指導員陳毅。

　　軍事干部也是如此。在天心圩不僅師長周士第、黨代表李碩勛離隊，七十三團團長黃浩聲、七十五團團長張啟圖也離開了部隊。師團級軍事干部只剩一個七十四團參謀長王爾琢。

　　領導干部如此，下面更難控制。營長、連長們結著伙走。還有的把自己部隊拉走，帶一個排、一個連公開離隊。

　　剩下來的便要求分散活動。林彪帶著幾個黃埔四期畢業(yè)的連長找陳毅，說：“現(xiàn)在部隊不行了，一碰就垮；與其等部隊垮了當俘虜，不如現(xiàn)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后來人們把這段話作為林彪在關鍵時刻對革命動搖、想當逃兵的證據，其實言之過重了。在當時那種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脫離隊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的。若說都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也許太重，起碼對這支行將潰散的武裝能有多大作為不抱信心。

　　部隊面臨頃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勢。南昌起義留下的這點兒革命火種，有立即熄滅的可能。

　　關鍵時刻，站出來的還是朱德。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

一南金文

[編輯 雅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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