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世界的共運總部設在莫斯科，各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一南金文”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請示將軍同意，本網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金文”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敬請各位網友多多轉發(fā)，助力公益善舉，共襄復興偉業(yè)。

苦難輝煌

文/金一南

第一章地火

　　蘇俄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斯大林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蔣介石而不是毛澤東。托洛茨基的警告與斯大林“擠檸檬”。陳獨秀也須看共產國際臉色。蔣介石的悲劇，在于與毛澤東同時代。

　　各方都力圖破解：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

第三節(jié) 誰人看中毛澤東（五）

　　據(jù)包惠僧回憶，當時陳獨秀與馬林達成的大體共識是：

　　一、全世界的共運總部設在莫斯科，各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二、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有經濟聯(lián)系的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計劃和預算，每年都要赤色職工國際批準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國際的經濟援助。如確有必要時的開支，由勞動組合書記部調撥。

　　雖然只承認“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有經濟聯(lián)系的組織”，用中共中央的下設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繞了個彎，緩和了陳獨秀一直堅持“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國際的經濟援助”的觀點，但從此，中國共產黨還是接受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和經濟的支援。

　　中共二大正式通過了《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

　　那么，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與國民黨接受的援助比較起來，相去甚遠。

　　據(jù)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產國際的報告，從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國際協(xié)款16655元。因黨員人數(shù)不多，全黨還保持人均年支出40元至50元的比例；但隨著1925年以后黨員人數(shù)大幅度增長，國際所提供的費用遠遠跟不上這一增長速度了。全黨人均支出由最初的平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4元。蘇聯(lián)和共產國際的援助主要都轉到了國民黨方面。

　　盡管經費援助十分有限，但對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這依然異常重要。

　　據(jù)陳獨秀統(tǒng)計，建黨初期黨的經費約94%來自共產國際，黨又將其中的60%用于工人運動。顯然，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能夠很快在工人運動中發(fā)揮重要領導作用，同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幫助分不開，也同中共將其絕大多數(shù)用于工人運動分不開。

　　黨的組織不斷發(fā)展，以革命為職業(yè)者漸多，各種開銷日漸加大。對20世紀20年代脫產的共產黨員，組織上每月給30元至40元生活費。盡管“二大”明確規(guī)定了征收黨費的條款，但大多數(shù)黨員的實際生活水平本來就很低，黨費收入便極其有限。陳獨秀在“三大”上的報告稱，1922年“二大”之后，“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黨員交納的黨費仍不足3000元，而同期黨務支出已達18萬元；若再將這一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少共國際、農民國際、濟難國際等提供的黨費、工運費、團費、農運費、兵運費、濟難費、反帝費、特別費等總算起來，有近一百萬元之多。

　　比較起來，黨的經費自籌數(shù)額實際不足千分之三。所以，盡管這一數(shù)量遠遠少于國民黨接受的數(shù)量，但必須承認，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共產國際的援助給早期毫無經濟來源的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巨大幫助。但又正是通過有限的援助形成的對共產國際的依賴關系，給中國共產黨人造成了相當?shù)膿p害。

　　中共黨史上，有三位領袖人物皆著力于讓中共獨立于共產國際。

　　首先是陳獨秀。

　　陳獨秀個性極強，說一不二，向來不愿俯首聽命。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其所言極是。問題是，連從監(jiān)獄里解救你的錢都要別人支付，還怎么獨立于人。尤其是在接受援助、成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以后，還想保持與聯(lián)共和共產國際的“兄弟關系”，只能是書生意氣的一相情愿了。

　　1922年春，馬林提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xiàn)國共合作的建議，陳獨秀強烈反對。他給維經斯基寫信說：“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jù)之基礎不同”，國民黨“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人民視國民黨“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fā)展之機會”。

　　應該說馬林的建議頗富創(chuàng)見。在荷屬殖民地的解放斗爭中積累了豐富統(tǒng)一戰(zhàn)線經驗的馬林，看到當時中共僅是幾十個知識分子組成的小黨，與五四以后蓬勃發(fā)展的革命形勢不相適應，加上孫中山也不同意黨外聯(lián)合，因此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用國民黨在全國的組織機構和政治影響，使共產黨迅速走向工農大眾、迅速發(fā)展成長壯大起來，可以說是革命黨人戰(zhàn)略與策略的高度融合。

　　也應該說，馬林的建議頗含風險。雖然皆以個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產黨進入到龐大的國民黨里去，怎樣保持獨立性而不被吞并？怎樣維護蓬勃的銳氣而不被官僚化、貴族化？怎樣堅持自己的主義而不變成別人的尾巴？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會因喪失原則而變成壞的機會主義戰(zhàn)略。

　　馬林的建議中還隱含著一些錯誤估計。他認為中國革命只有兩個前途，或者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或者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終止。把是否加入國民黨看做決定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生死存亡的問題，在給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關于中國形勢的報告中認為“中國政治生活完全為外國勢力所控制，目前時期沒有一個發(fā)展了的階級能夠負擔政治領導”，同樣是一種不正確的判斷。

　　創(chuàng)見、風險、謬誤就這樣奇妙地組合在了一起。

　　馬林在強調國共合作的好處，陳獨秀在強調這種黨內合作的壞處，一時間，與早先的經費之爭一樣，雙方再次出現(xiàn)僵局。

　　但在承認“各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之后，僵局不可能持久。

　　馬林的建議遭到陳獨秀拒絕后，便動用了組織的力量。共產國際從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作出一系列命令、決議和指示，批準馬林的建議，要求中國共產黨執(zhí)行，并令中共中央與馬林“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

　　就這樣，在1922年8月馬林親自參加的中共中央杭州會議上，盡管多數(shù)中央委員思想不同，但組織上還是服從了、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決定。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