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蘇俄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斯大林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蔣介石而不是毛澤東。托洛茨基的警告與斯大林“擠檸檬”。陳獨秀也須看共產(chǎn)國際臉色。蔣介石的悲劇，在于與毛澤東同時代。

“一南金文”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wǎng)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jīng)請示將軍同意，本網(wǎng)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金文”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敬請各位網(wǎng)友多多轉發(fā)，助力公益善舉，共襄復興偉業(yè)。

苦難輝煌

文/金一南

第一章地火

　　蘇俄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斯大林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蔣介石而不是毛澤東。托洛茨基的警告與斯大林“擠檸檬”。陳獨秀也須看共產(chǎn)國際臉色。蔣介石的悲劇，在于與毛澤東同時代。

　　各方都力圖破解：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

　　歷史不論多么精彩紛呈、多么驚心動魄，當活動于其中的那些鮮活的生命逐漸消失之后，也就逐漸變成了書架上一排又一排積滿灰塵的故紙。

　　靜悄悄的圖書館內(nèi)，靠角落那個書架上，有本如秋葉般枯黃脆裂的書，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10月重慶初版。翻到第195頁，見一篇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的日記：

　　……凌晨五時半，床上運動畢，正在披衣，忽聞行轅大門前有槍聲，立命侍衛(wèi)往視，未歸報，而第二槍發(fā)；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槍聲連續(xù)不止……

　　頗像一部拙劣驚險小說的開頭。可以想見，當年寫到這里，作者握筆的手定在不住顫抖。

　　接著往下寫：

　　……出登后山，經(jīng)飛虹橋至東側后門，門扃，倉促不得鑰，乃越墻而出。此墻離地僅丈許，不難跨越；但墻外下臨深溝，昏暗中不覺失足，著地后疼痛不能行。約三分鐘后，勉強起行，不數(shù)十步，至一小廟，有衛(wèi)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東隅并無山徑，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東行進，山巔陡絕，攀援摸索而上……

　　竟然連“離地丈許”的高墻也認為“不難跨越”，上墻之后未及細看又飛身縱下而跌入深溝，出逃之狼狽倉皇與求生之急切魯莽，渾然一體。

　　難以想象，這個越墻攀山身手不凡之人已年逾五十。

　　他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

　　所記之事發(fā)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稱“西安事變”。

　　事變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大多數(shù)人的意見是審蔣、除蔣。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電，14日紅軍將領致張學良、楊虎城電，15日紅軍將領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都是這個態(tài)度。

　　事變第三天，蘇聯(lián)《真理報》發(fā)表社論：“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yè)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他們認為張學良是日本特務，事變乃日本陰謀所主使。

　　日本政府則認為莫斯科同張學良達成了“攻防同盟”，張學良是蘇俄工具。蘇俄才是事變真正的后臺。東京《每日新聞》發(fā)表社論：“中國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條件下與張妥協(xié)，日本決強硬反對。”

　　南京方面，何應欽調(diào)兵遣將要動武，宋美齡穿針引線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連平日頗為持重的居正也用變調(diào)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還不討伐張、楊，難道我們都是飯桶嗎？！”

　　凡此非常時期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立有一席之地的，無人是飯桶。

　　量變堆積歷史，質變分割歷史。人們能夠輕松覺出每日每時不息不止的量變，卻不易覺出行將到來或已經(jīng)來到的質變。

　　1936年12月12日，當中國政治包含的量變已經(jīng)足夠時，所有各方便被一只看不見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臺。

　　歷史來到十字路口。

　　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chǎn)黨、蘇聯(lián)和共產(chǎn)國際、日本昭和軍閥集團，都在既謹慎又頑強，既堅定又游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著自己的立場，又修改著自己的立場。表白的同時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時又在表白。

　　在華清池跌傷了腰腿的蔣委員長，更是一瘸一拐來到十字路口。

　　事變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撓翻墻越院求生，后不管不顧躺在床上尋死；先當著張學良的面，明罵其受赤黨指使，后又當著周恩來的面，暗示想念在蘇聯(lián)加入了赤黨的兒子。

　　委員長方寸大亂。他連衣帽都未穿戴整齊，沉重的歷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將終生最為心痛的一句話，留在那頁干枯得幾乎要碎裂的紙張上：

　　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于兩星期（至多一月內(nèi)）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于一旦。

　　和共產(chǎn)黨苦斗8年，最后就差了兩個星期。8年共2920天。兩個星期為14天。8年與兩個星期之比，為1000∶4.7。所謂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里。

　　他把這句話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清明節(jié)。

　　該日深夜11時50分，他在臺北市郊草山腳下的士林官邸內(nèi)病逝。

　　共產(chǎn)黨人終剿不滅，是其終生不解之謎。

　　生命不在了，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重慶版的日記也化為紙灰，迷底卻依舊留在那里。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