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蘇軍總參謀部派到中國的兩個送款員都完成了任務，兩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黨齡的德共黨員。

“一南金文”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請示將軍同意，本網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金文”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敬請各位網友多多轉發(fā)，助力公益善舉，共襄復興偉業(yè)。

《浴血榮光》

文/金一南

第八章洪流

　　共產國際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對中國革命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先后有不少人物被派到中國來指導革命，這些來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么成功的，也有失敗的。維金斯基在“南陳北李”之間穿針引線，推動了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馬林參加了中共“一大”。鮑羅廷在指導中國革命時過于相信蔣介石，使中國革命吃了很大的虧。米夫最早提出了在中國農村可以建立農民蘇維埃，還最早提出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羅米那茲提議撤銷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

送款員如何曲折變身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上）

　　由蘇軍總參謀部派到中國的兩個送款員都完成了任務，兩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黨齡的德共黨員。

　　赫爾曼•西伯勒爾晚年撰寫文章時，還激動地回憶自己安全到達上海后，和佐爾格擁抱的興奮情景。而奧托·布勞恩，晚年寫文章卻板起了面孔，一個字也不提當年的秘密使命，也一個字不提佐爾格。只是含糊地說“1930年，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諾倫斯·魯格被捕，他辦公室里的許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當時對腐化的中國法官進行了賄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處決”，不但說錯了被捕時間和人數，而且對自己與此事件的關系也守口如瓶。

　　奧托·布勞恩就是那個后來被稱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的李德。

　　他比佐爾格小4歲，卻比佐爾格早一年加入德國共產黨。他出生在德國墓尼黑，是工人起義中的積極分子，曾經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英勇戰(zhàn)斗。在此期間他兩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越獄成功，逃往蘇聯，1929年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當共產國際的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國警方發(fā)現牛蘭夫婦的地址時，他還是一名學員，在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內規(guī)規(guī)矩矩地聽課。其后發(fā)生的事情對他來說便都是閃電式的了——剛剛畢業(yè)就被分配到蘇軍總參謀部，剛剛分配到蘇軍總參謀部就被派遣來華。

　　他與理查德•佐爾格屬同一系統(tǒng)。區(qū)別就是，佐爾格已是蘇軍總參謀部內擔負重大使命的情報工作者了。而他還是個剛剛報到的送款員。擔任交通員一類的角色，到上海后便自然受佐爾格領導。

　　給佐爾格送款，是奧托•布勞恩在蘇軍總參謀部領受的第一個任務，也是最后一個。沒有人想到這位交通員一去不歸，在中國做起了“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

　　他來到中國，并非像自己所述的，受共產國際指派。

　　奧托·布勞恩來的時機正是20世紀30年代初。當時顧順章的被捕叛變，使中共中央面臨嚴重的困難。牛蘭夫婦被捕后不到一周，又有總書記向忠發(fā)被捕叛變。中央特委三位領導人竟然有兩人被捕叛變，中共中央在此雙重打擊下，受到極大的損害。剩下的一位特委領導者周恩來也只有被迫隱蔽，于年底奔赴江西蘇區(qū)。

　　當時，在上海并沒有明顯危險的王明則找出種種借口，先周恩來一步于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已不足半數。

　　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在王明和周恩來離開之前，駐上海的中共中央改為臨時中央，何人出任臨時中央負責人，由中共中央自行決定。

　　決定臨時中央負責人的會議，一種說法是在一家酒店開的，一種說法是在博古家里開的。

　　博古當時年輕氣盛，熱情奔放，并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里。他又極富口才，善于做充滿激情的演講。六屆四中全會后，他出任團中央書記，因組織和鼓動的才能受到少共國際的表揚。在決定中共臨時中央人選的會議上，王明提議博古負總責，他一句“好，我來就我來”毫無顧慮。這一年他24歲。事情就這么定了下來。

　　在現在來看，24歲的年輕人，不過大學剛剛畢業(yè)，讀研究生的也就剛剛考研，但是24歲的博古已經是中共中央總負責人了。而且由于中共中央在上海受到損害，王明去了蘇聯，周恩來去了中央蘇區(qū)，中共中央主要的工作已經改變了，變成了蘇區(qū)的工作。而中共中央在蘇區(qū)的工作主要是進行革命戰(zhàn)爭。當黨的領導人，如果你不知道革命戰(zhàn)爭的規(guī)律，如果你不具有領導革命戰(zhàn)爭的經驗和資格，那你就很難做。

　　當時的情況是，各個蘇區(qū)正在開展如火如茶的武裝斗爭。蘇區(qū)的工作已經上升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工作了，而蘇區(qū)工作中的軍事問題，正在成為革命斗爭中首要的、迫切的、關鍵的問題。組織一場真正的革命戰(zhàn)爭，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最新考驗，那么作為領導人，不懂軍事就無法擺渡。

　　面對這個結論，最不利的就是博古同志。

　　他作為一個出了家門，進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校門，出了中山大學的校門，又進入中共中央機關門的領導者，搞過學運、搞過工運，但沒有搞過農運，更沒有搞過兵運，而當時能起決定作用的就是農運和兵運。博古沒有接觸過武裝斗爭，這是他最為欠缺的一課。

　　恰好在這個時候，剛剛從軍事學校畢業(yè)的奧托•布勞恩到了中國。奧托•布勞恩在蘇聯上學的時候就跟博古相熟，博古上莫斯科中山大學，奧托•布勞恩上伏龍芝軍事學院，兩個學校都在莫斯科。兩人在上海一見面就熟。而德國人佐爾格見了布勞恩，也有幾分親切。當時，共產國際在上海站還有一位負責人，叫約爾特，也是德國人。

　　當時，送款員奧托•布勞恩、共產國際遠東局在上海的代表約爾特和蘇軍總參謀部在上海的代表佐爾格，這三個人湊在一起了。三個人可以說都是德國人（李德是奧地利人，但出生在德國），真是老鄉(xiāng)見老鄉(xiāng)，完成這樣一種歷史巧合。

　　布勞恩，也就是后來叫李德的這個人，與約爾特熟，與佐爾格熟，與博古也熟，當時一見，相談甚歡，談得很高興。送完款以后，另外一位送款員迅速地走了，布勞恩沒有走，留下來了。這一留時間還不短，從1932年一直留到1933年年初。他留下來一邊做些工作，一邊與博古聊天，兩個人就這樣相處了整整一年。這一年的時間，兩個人就中國革命的很多問題交換了看法，怎么評估蘇區(qū)武裝斗爭，怎么進一步發(fā)展這個斗爭。至于具體聊了什么，現在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奧托•布勞恩也去世了，博古早在1946年就因飛機失事去世了。但不管怎么說，在這段時間里，博古對奧托•布勞恩建立了相當的信任。

　　這種信任，直接導致了一件事情——奧托·布勞恩最后變成了所謂的（我們在講到這個時一定要加“所謂”）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