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金文”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wǎng)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jīng)請示將軍同意，本網(wǎng)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金文”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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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榮光》

文/金一南

鮑羅廷如何將蔣介石推上國民黨權力的巔峰

　　鮑羅廷重看蔣介石，與他輕看中國共產(chǎn)黨同時發(fā)生，而且互為因果。

　　他看好蔣介石，正因為不看好中國共產(chǎn)黨能搞成什么事兒。他曾經(jīng)十分輕蔑地說，中國共產(chǎn)黨“總共只有40人”，“研究翻譯成中文的共產(chǎn)國際提綱是他們的全部活動”，罷工之類的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面上，否則它就會待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從那里發(fā)指示”。

　　鮑羅廷尤其藐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國工作三年，不僅把“國共合作”變成了“國蘇合作”，更熱衷于把這種合作推向與孫中山、汪精衛(wèi)、蔣介石個人之間的合作，中國共產(chǎn)黨反而成為他與國民黨要人討價還價的籌碼。

　　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即便有鮑羅廷這個有著巨大能量的人物的支持，蔣介石想要成為國民黨內強有力的人物，幾乎也是不可能的事。

　　在蔣介石前面位高權重、資格又老的人比比皆是，至少有三個根本無法逾越的障礙：軍事部部長許崇智、外交部部長胡漢民、財政部部長廖仲愷。軍權、財權、政權全在這三人之手，從一般規(guī)律上看，蔣介石是不可能越過這些障礙的。

　　但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在幾個月內卻發(fā)生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被刺于國民黨中央黨部。廖仲愷被刺，誰動的手？怎么辦？怎么調查這個事情？廖仲愷在國民黨內的影響非常大。當天，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眾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鮑羅廷。

　　孫中山死后幾個月里，鮑羅廷成了廣州主要的掌權人物。表面上所有決議都由幾個國民黨領導人共同決定，實際是鮑羅廷說了算。他在廣州的權勢和影響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樓上經(jīng)常坐滿廣州政府的部長們、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們和中國共產(chǎn)黨人；樓下則是翻譯們忙碌的天地：將中文文件譯成英文或俄文，再將英文或俄文指令譯成中文。印刷機晝夜不停，各種材料、報告、指示從這里源源而出。

　　鮑羅廷實際已成為國民黨中央的大腦。

　　他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會議上，提出了一條至關重要的建議：以汪精衛(wèi)、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

　　鮑羅廷設想，這是一個類似蘇俄“契卡”的組織，目的是用特別手段肅清反革命。他自已則擔任特別委員會的顧問。

　　他的建議實際就是決議。建議被迅速通過。

　　“授以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的特別委員會三人中，汪精衛(wèi)本身是國民政府主席，許崇智是政府軍事部部長，唯有蔣介石未任過高于粵軍參謀長和黃埔軍校校長以上的職務，他第一次獲得如此大的權力。

　　魔瓶最先被鮑羅廷開啟。

　　被授予政府、軍事、警察全權的三個人中，汪精衛(wèi)作為國民政府主席，許崇智作為國民政府軍事部部長，這兩個人經(jīng)常不到特別委員會來，所以主要干事的就成了蔣介石。

　　我們經(jīng)常講人生重要的只有幾步，而凡在關鍵時刻能有特別作為的，必有其長期的準備和異于常人的獨特地方。

　　蔣介石就一直準備著，而他最為獨特的地方就是，利用危機的能力非常強。

　　巴斯德說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

　　蔣介石為這一天的到來做了充分準備。

　　他運用這個突然降臨到手中的“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是毫不猶豫的。

　　軍事機器立即開動。

　　第一個對準的人便是掌握軍權的軍事部部長許崇智。

　　蔣介石利用他在特別委員會中的職務，馬上動用黃埔黨軍，包圍了還是軍事部部長的許崇智，指責他涉及廖案。許崇智當然扯不清，倉皇逃亡至上海。

　　一塊石頭搬倒了。

　　然后就是胡漢民，第二塊石頭。

　　胡漢民之弟胡毅生與廖案有瓜葛，蔣介石抓住這一點，不管你是不是元老，一律拘留審查，胡漢民后被迫出使蘇聯(lián)。

　　如此，廖仲愷光榮體面地下葬，許崇智被趕到上海，胡漢民被迫出使蘇聯(lián)。

　　一件廖案，蔣介石一石三鳥。

　　三個奪取權力的障礙一掃而光。

　　半年以后鮑羅廷才明白自己打開了魔瓶。

　　1926年2月，鮑羅廷在北京向將赴廣州的以布勃諾夫為團長的聯(lián)共政治局使團得意揚揚地說：“當你們去廣州時，你們自己會確信，華南的思想勢力范圍乃是我們的影響……還有什么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呢？一旦我們宣傳什么，一旦我們提出什么建議，人們就會很認真地聽取，并將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決定，以極大的成功希望來加以貫徹執(zhí)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說，“軍隊領導人已完全處在我們的影響之下”，蔣介石等四個軍長“完全可靠”。在鮑羅廷的主觀意識主導之下，聯(lián)共中央政治局也認為，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強調作為民族解放思想最徹底最可靠的捍衛(wèi)者的國民黨的作用，并將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須向國民黨右派和中派讓步。

　　但這位權術大師很快要開始尷尬了。

　　許、胡、廖三人消失之后，他已經(jīng)不能按照原來設想的那樣遏制蔣介石了。他幫助蔣介石邁出了奪取政權的決定性一步，卻嚴重低估了蔣介石的能力。埋葬了廖仲愷，趕走了胡漢民、許崇智后，蔣介石還剩下最后三個障礙：前臺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wèi)，后臺的國民政府政治顧問鮑羅廷，他心目中的死敵中國共產(chǎn)黨。

　　到了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中，蔣介石又是一石三鳥，打擊的重點就是中共、蘇聯(lián)顧問團和汪精衛(wèi)。從這一系列事件來看，蔣介石作為中國近代的政客，其手腕相當了得。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

一南金文

[編輯 雅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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