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票康家屯古城  世紀之交的發(fā)現

文/張松 圖/遼寧省博物館  編輯/立軍

北票康家屯城址出土陶鼎

　　從遼寧省北票市大板鎮(zhèn)康家屯村小波臺溝往北約走一里地，是大凌河與牤牛河的交匯處，在大凌河南岸一個二級臺地上，有一處位列1998年中國十大考古發(fā)現的古人類城址，這是一個在地圖上也找不到標示的地方。

　　1997—2001年，為配合白石水庫的修建，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城址進行了連續(xù)五年的搶救性考古發(fā)掘，發(fā)掘面積8500平方米，該城址平面形狀呈長方形，北部被大凌河沖毀，推測面積約1.5萬平方米，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的一座大型石城址。

　　該城址面積之大，遺存之豐富是同時期文化所少見的，由于城址座落在康家屯村，因此考古學家把它命名為“康家屯城址”。

具有軍事防御性質的古代城址

　　以層位關系為依據，并結合相關遺址出土遺物分析，康家屯城址可分為三期。第一期城址平面近方形，面積約7030平方米，結構嚴謹。該階段城址的城墻比較寬大、厚重，開有東門，城墻外附建有馬面及角臺。城墻截面呈梯形，上窄下寬。城墻分段砌筑而成，內、外墻體用較大的青石板抹泥口壓封壘砌而成，墻體內用大小不等的石塊及黃土填實，其中，南墻保存最好，全長95米、殘高1—1.5米。東門位于東城墻中部偏南處，城門外左右兩側平行對稱分布著兩個短墻，短墻垂直于城墻，用青石板壓縫迭疊砌而成。門道面闊1.7米、進深5.2米。馬面與角臺形狀類似，結構及建筑方法也一致，平面為馬蹄形，先砌建大半圓的墻體，墻內堆滿碎石和泥土，形成一個實心的半圓臺，構成一個馬面或角臺。第一期城墻外側共發(fā)現馬面4座、角臺3座。

　　第二期城址的東、南、西城墻外均有城壕。城壕截面呈梯形，寰底，距城墻2.2米、深約3米。此階段城址面積擴大，其中，東城墻的北半部分總體向東移建，殘存1—9層砌石，殘高0.06—0.66米；南城墻的第一期的西南角臺處向外挪建0.6—0.7米，并將西南角臺改直向西擴建，擴建長度約37.5米；西城墻整體西移，距離第一期西城墻32—35米，西南角臺處由三道墻體組成，依次疊壓。西南城角外側為圓形，外接有一個馬蹄形角臺。此期除原有馬面繼續(xù)沿用外，另在東城墻上增設兩座馬面；西墻原有角臺由于城墻的改擴建，均已封砌在新城墻墻體中，并在西南角處重置角臺。

　　第三期城址的城墻沒有直接證據表明其經過修繕、增建或改建等加工，基本沿用第二期城址的城墻。該期城內遺跡較為簡單，未見有明確的房址，僅發(fā)現有75個灰坑?；铱哟蟛糠州^淺，平面形狀以圓形及不規(guī)則形為主，坑壁多呈鍋底狀，筒形坑則較少見。

　　值得注意的是，這座古城已出現了具有鮮明軍事防御性質的“馬面”與“角臺”。馬面與角臺是指突出于城墻之外的建筑，用于從側面打擊攻城之敵，與主墻體的防御相互呼應，突出于城墻正面的稱為“馬面”，突出于城墻拐角處的稱為“角臺”，這些建筑物平面呈馬蹄形。在東城墻，南城墻外均發(fā)現有城壕，距城墻約2米，截面呈倒梯形，寰底，上口寬約9米，深約3米，壕口內側與城墻之間筑有厚約0.72米的城墻培護土。

　　從城墻的多次倒塌重建以及城墻、“馬面”等遺跡存在的多處修補與改建來看，該城經過長時期的沿用。城的結構可說十分完備，基本具備了后世城的基本形態(tài)。首先從城的選址上來看，其北臨大凌河，南為丘陵山地，東西為溝壑，利用天然地勢營建成了防御性很強的城址；其次，城址東、南兩面壕溝與城北面大凌河組成城址的外圍防御體系，以寬深壕溝加大防御，使得城址易守難攻；再者，馬面、角臺等附屬建筑使得城的本身結構更趨完備。

　　這種防御性較強的城址的出現，表明了當時戰(zhàn)爭的頻繁，遺址中出土數量頗巨的石鏃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這一時期的遼西以至內蒙東部一帶，分布著眾多大大小小的石城址，并且很多都是以一大帶數小的格局出現的，并且很多段與后世長城相重合，有學者把這種石城址群稱為“長城雛型”。

千年古城布局合理

　　康家屯古城的城市布局十分合理 城內大致可分為8個區(qū)域，各以院墻、隔墻、道路等隔開。院墻皆采用石板壓縫，泥口壘砌，有寬墻、窄墻、弧墻、直墻之分，將城內分成若干院區(qū)、院落。院墻砌有院門和排水洞，有的水洞外側砌成八字形。院區(qū)墻與墻之間為城內的道路，隨著各個院區(qū)墻之間的走向，在城內以直、曲、折、交叉等形式互相連通。靠院墻一側用較大的石板立臥，鋪有高出地面約半米、寬約一米的石墁（màn，鋪飾）道，以供行走，石墁道另一側為寬0.7米的土路溝，供排水之用。房址分為大、中、小三型。大、中型房址的外圍有用石板壘砌邊緣為圓形或方形的防護臺面，以免墻基被雨水沖刷。房址分圓形與近方形兩種，較早期房址一般為圓形，防護土臺也為圓形，晚期大體為方形，防護土臺也為方形，有些無防護土臺。有的房址墻壁采用青石板壘砌，有的用土坯壘砌。

古城出土遺物量大類豐

北票康家屯城址出土折腹陶罐

　　在康家屯的三期城址中，出土遺物數量繁多、類型豐富。第一期的遺物較單純，以陶器、石器及骨器為主。陶片火候較高，陶質堅硬，器壁多較?。灰詩A砂紅褐陶為主，泥質陶器較少；紋飾以繩紋為主，集中于鬲、尊等器形。陶器的典型器形以鬲、甕、壺、鼓腹罐、深腹盆為代表，此外，也見有圈足罐、碗、缽、紡輪、網墜等陶器。石器多為磨制，器形以亞腰形石器、鉞、鏟、錛、鑿、刀、斧、鏃、錐、杵、環(huán)為主。骨器有錐、鑿等。

　　第二期的出土遺物中的陶器與第一期相比，不僅器形增多，泥質陶的數量大增，而且陶色上也存在著顯著變化，即夾砂紅褐陶器的顏色更偏紅。該期的典型陶器有鼓腹罐、鬲、深腹盆、甕等，其中，鬲的數量大增，此外也見有甗、鼎、缽、碗、甑、杯、紡輪、網墜等，另外，該階段還發(fā)現有一定數量的底部穿孔的罐類標本。石器的數量及種類均有所增加，鉞、亞腰形石器、刀、鏟、斧、錘斧、鑿、錛、鐮、球、鏃、環(huán)、杯、錐、臼、門軸石、杵、范、玦等均數量極多。骨器種類主要有錐、魚鉤、簪、鑿、鏟、鏃、針卜骨及掛飾等。第三期出土遺物數量較少。陶器質地疏松，泥質陶數量減少，夾砂紅褐陶顏色偏灰紅。該期的典型陶器主要有甕、壺、深腹盆等，另有少量的尊、盤、缽、紡輪、網墜等，此外該期還新出現少量的形體較瘦的素面夾砂紅褐陶甗。石器的種類及數量均減少，器形主要有刀、鏟、斧、亞腰形石器、鏃、錐等。骨器僅見有錐、鏟、鏃等。

　　康家屯城址中出土的兩樣器物值得重視：彩繪陶鬲與青銅刀。彩繪陶是在磨光黑地陶器上以紅、白、黃等顏料涂繪出各種紋飾，這種紋飾有幾何紋、勾云紋以及類似商周青銅器上的獸面紋。彩繪陶是在陶器燒制好之后繪彩，因此顏料并不穩(wěn)定，容易脫落，推測這種彩繪陶器是祭祀用的禮器，而非日常用具。

　　青銅刀，刀身與刀柄連鑄，刀柄背部鑄成鋸齒狀，應是刀柄綁縛在木把上使用。這是遼西地區(qū)出土較早的青銅工具，刀雖小，卻意義重大，正是這樣一把青銅刀，標志了遼西地區(qū)青銅時代的到來。

　　康家屯城址中還發(fā)現了卜骨，鏟形，應該是動物肩胛骨，上部有綁痕，有分布很密的鉆孔而無鑿痕，這與商代卜骨的鉆鑿結合稍有區(qū)別。卜骨背面無灼痕，估計是尚未使用過。

康家屯古城中蘊藏的歷史玄機

北票康家屯城址出土陶豆

　　專家們經過樣本取證和分析，認為康家屯城址建成與使用大概在距今4000年到3500年左右。從出土遺物、遺跡來看，城址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是距今4000年左右，分布在內蒙古東部、遼寧西部、河北北部燕山南北地區(qū)的一支考古學文化。它是遼西地區(qū)最早進入青銅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其分布區(qū)域廣泛，遺址堆積豐富，它以發(fā)達的三足器著稱，器形有甗、鬲、鼎等，陶器多手制，局部慢輪修復，如器的口沿部分。夏家店下層文化可以分為西遼河水系區(qū)與海河北水系區(qū)兩支，分別代表兩大不同的族屬?？导彝统侵匪龅牟世L陶與內蒙古大甸子墓地所出的彩繪陶風格相近，器形相類。城址的營建與分布在英金河一帶的數千座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傳播著相同的時代氣息?？导彝统侵返陌l(fā)現，表明了遼西地區(qū)的文明進程絕不落后于中原。

　　康家屯先民的族屬，推測與中原的商人有關。康家屯遺址屬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專家分析，夏家店下層文化南下之后接受了當地諸多文化的影響才最終形成了高度發(fā)達的商文化。據學者考證，商人起源于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的百岔山，在遼河上游一帶，商族后來逐步南遷，越燕山山脈，活動在今京、津、唐地區(qū)。據考古發(fā)現，康家屯城址所屬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也存在這樣一種南漸的趨勢，其分布從遼西到燕山以南，也是一個從早到晚的過程，這一點與文獻正好吻合。

　　商的同姓諸侯孤竹國在商滅后依然活動在今遼西一帶。上世紀70年代在喀左北洞村發(fā)現了一個銅器窖藏坑，其中有一件帶“孤竹”銘文的罍，至今喀左一帶還有叫孤竹營子的地方，似乎都印證了這種看法。從現有材料看，康家屯人的族屬與商人存在一定的血緣關系。

　　從康家屯遺址發(fā)掘情況來看，城墻并沒有一次性大規(guī)模倒塌的現象，而且城內的布局并不紛亂，也沒有戰(zhàn)爭、地震等突發(fā)事件來臨的跡象。所以城址并不是由于戰(zhàn)爭、異族入侵等原因而放棄使用。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城址的建造者離開了這里呢？康家屯城址出土較多農耕工具，這與夏家店下層文化的農耕屬性相吻合。而康家屯城址的使用前后延續(xù)了約500年時間，在上古時期，農業(yè)還沒有達到精耕細作地步，也還沒實行輪休耕地、恢復地力的舉措，前后500年時間的使用，地力早經耗盡，這大概是康家屯先民放棄城址的主要原因。然而康家屯城址使用下限剛好到夏末商初，城址的廢棄是否與商人進入中原代替夏王朝這一歷史大事有關呢？一切皆謎。

　　李維宇先生指出，康家屯城址周邊的多數城址面積不大，均有石墻，并且沒有發(fā)現超大型的城址（高一級的管理機構），因此很難看出不同城址之間是否存在管理或管轄的關系。這些城址均是生活居址，建筑單位彼此之間平等關系遠多于隸屬關系，城址內并沒有發(fā)現像中原二里頭文化那樣的大型夯土臺基，也沒有明顯的宗廟、宮殿區(qū)、獨立的祭祀區(qū)等禮儀性建筑群，更缺乏中心性都邑城市，所以這個地區(qū)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城址只是各自獨立的社會單位，類似于城堡性質的聚落群。由于這一地區(qū)多以山地、丘陵地貌為主，平地較少，人口的增加對資源的利用就尤為緊張，出于對自然資源的占有和利用，人們相互之間發(fā)生搶奪、戰(zhàn)爭的幾率就大大增加，一個或者幾個聚落聯合對抗、抵御其他聚落的事件時有發(fā)生，在這種條件下增強自己聚落的防御能力就顯得尤為重要。

　　“通過對康家屯城址出土的遺跡及遺物的分析，并結合該地區(qū)城址林立的現象來看，夏家店下層文化不像人們想像中的那樣是一個強大的王國，而只是一個分布地域較廣、彼此之間獨立性很強的一個大的聚落群的集合體。”李維宇定論道。

　　（作者系遼沈晚報、聊沈客戶端主任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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